第二次访苏,第三十二章

作者:亚洲城

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清晨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是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①(①出席这个会议的,实际上是6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其中有4个党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公开。)。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吴国的势力愈来愈强大,不断对外扩张,一心想称霸中原。公元前488年——鲁哀公七年的夏天,吴国挟迫鲁国在鲁国的鄫城(现在山东峄县境内)举行了一次会谈,子服景伯为鲁哀公的相礼。在这次会谈中,吴国恃强凌弱,任意摆布鲁国,向鲁提出了一系列无理的要求。吴国要求鲁国拿出一百只牛,一百只羊,一百只猪作为献礼,当时称为“百牢”。这显然是在以强国凌辱弱国,以霸主役使诸侯。鲁国不从,子服景伯说:“先王无此礼制,鲁岂敢逾越!”
  吴相礼说:“宋已献我百牢,鲁不得在其后。况且昭公二十一年,鲁曾献十一牢与晋大夫范鞅,难道今日献百牢与吴王,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子服景伯忿忿地说:“晋之范鞅贪而弃礼,以强晋凌我弱鲁,鲁不得不从。吴王乃仁义之君,以礼命诸侯,鲁则应以周礼之限为数。奉天子之牢不过十二,此乃天之大数也。今吴弃周礼,强索百牢,这难道是君子之举吗?”
  吴国本来是贪婪成性,暴虐无道的豺狼之辈,子服景伯跟它讲这些,纯系是对牛弹琴,所以,争执了半天,问题终未得到解决。
  回到住地,景伯对鲁哀公说:“当今时势,吴强而鲁弱,若执意不肯献百牢之礼,吴必出兵伐鲁。小不忍则乱大谋,依臣之管见,以屈从为上。”
  鲁哀公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的国家弱小,就是要受强国的欺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嘛,这是当今社会的现实,只好点头应允,以百牢之礼献吴。
  可怜的鲁哀公,只看到了以强凌弱的社会现实,却没有想到如何富国强兵,不为他国所鱼肉。
  吴国在会谈桌上取得了胜利,得意而归。消息传开,诸侯各国议论纷纷,有的称誉吴国强大,君臣英豪;有的则骂吴国弃礼不仁,有如虎狼。身居高位,手掌重权的人,多是些聋子,他们只能听到溢美赞誉之辞,有谁肯将贬抑之言灌入他们的耳骨呢?吴国君臣自然也不会例外。太宰伯嚭没有参加吴鲁会谈,这次外交上的胜利没有他的功劳,他很觉懊恼。伯嚭是个贪婪的佞臣,一向嫉贤妒能,不甘在人之下,便以大国之居,派人到鲁国去召季康子来吴禀见。他想借此机会露一手,捞一把,为自己涂脂抹粉。
  季氏宽大的议事厅里,季康子一人在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他只有三十八岁年纪,但由于整日山珍海味,吃得脑满肠肥,加以无所事事,因而过早地发福了。圆而大的头几乎是粘在肩上,中间似乎并没有脖子。脂肚挺得高高,像七、八个月的孕妇,连那宽大的袍子也遮掩不住。稀疏的胡须,淡淡的眉毛,黄而参差的牙齿,灰白的脸皮,这一切都在向人们宣告,这是个酒色之徒。他的长相与其祖父、父亲颇相似,但性格却绝然相反。季平子、季桓子虽贪婪、阴毒、凶狠,但却善动脑筋,一向不露声色,遇着什么不顺心的事,或者正在运筹一个什么新的阴谋,喜欢一个人在这间大厅里盘膝危坐,面前的几案上摆着一杯浓茶,一边品茶,一边静静地想心思。季康子则不同,他本来就不学无术,又圆又大的脑壳里仿佛堆满了肉与脂,连半点缝隙也没有,加上脾气大,火性急,所以哪怕遇有针鼻大小的事,便这样热锅上蚂蚁似的坐卧不安。自从接到了伯嚭的邀请信,他就一筹莫展,食不香,睡不甜。他倒是有点自知之明,无论从学问上、韬略上、口才上、外交礼仪上、应变能力上,自己都与子服景伯相距甚远,子服景伯与哀公尚且受辱,见笑于诸侯,自己此番应邀前往,现场不是更加狼狈,后果不是更加不堪设想吗?他接受了冉有的建议,派人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到卫国去请子贡,但至今仍没有来到……
  子贡奉季康子之请赴吴辞谢,拜见了伯嚭。伯嚭将子贡安置到馆舍安歇,来日于太宰府详谈议事。
  第二天巳时,一辆装饰豪华的马车来到了太宰府,车上走下了一位穿着丧服的人,这就是子贡。早有门官报知了伯嚭,伯嚭出府门一看,大惊失色,怒火中烧,正想发作,又克制了自己。因为子贡的外交才能闻名于诸侯,八年前他来说吴救鲁困齐,二人就曾打过交道,领教过他的厉害。伯嚭将子贡迎入正厅,二人分宾主坐好,问道:“先生为孔夫子高足尽知礼仪,请问国君长大于道路,而大夫不出其门,此为何礼?”
  子贡回答说:“此乃畏大国矣,并非礼也。倘若君臣虚国尽行,强国岂不乘虚而入吗?”
  伯嚭很感兴趣地问:“大国乘虚而入,合礼与否?”
  子贡说:“大国不以礼待诸侯,遗害无穷,必将亡国。”
  伯嚭反驳说:“大国民富兵强,横行天下,臣服诸侯,岂有亡国之理!”
  子贡冷冷地笑着说:“太宰岂不闻井娃观天,鼠目寸光吗?吴今虽强,然不久将焚宗庙,覆社稷,亡君臣,死万民,故赐特依礼着丧服,先来吊孝致哀。”
  伯嚭再也忍耐不住了,拍案而起说:“孺生休得胡言,小心割掉你的舌头!”
  子贡泰然自若,边品茶边说:“太宰休动雷霆震怒,请听赐陈述利害。若言之有理,当谢赐之美意;若出言悖谬,赐甘赴汤镬!倘先割掉舌头,赐则不能言,吴将危矣……”子贡是那样平静,那样风趣。
  “先生请言其详。”伯嚭像泄了气的皮球,重又坐下。
  子贡又呷了一口茶,咂巴咂巴嘴唇,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赐随夫子居卫,亲眼目睹一事,太宰可有兴致一闻吗?”
  “先生但讲无妨”。伯嚭说。
  子贡说:“卫有岭邑,处于重山峻岭之中。近年来常有猛虎出没,毁坏庄田,捕食牛羊,伤害男女,一邑百姓纷纷迁徙逃亡……”子贡说着,突然停住了,在津津有味地品茶。
  伯嚭竟等不及了,追问说:“后来如何?”
  子贡见问,接着说:“后来卫相国孔文子组织全国著名猎手数百名进山,捕获猛虎十八只,百姓方得以回归故里,重建家园,勤于农桑,安居乐业。”
  伯嚭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没有说话。
  子贡转移话题说:“昔者,周大王命其三子大伯、仲雍、季历俱适荆蛮,拥有一方民众。长子大伯身着周之礼服,以周礼化民,民皆依礼行事。大伯无子,死后其弟仲雍继位。仲雍生性怯懦,国势渐弱,吴则挟持其废弃周礼,效法吴俗——剪断长发,裸露上身,刻上花纹作为装饰。仲雍之举,非为礼也,以避灾害。近者,吴鲁会谈,吴不以礼待鲁,强索百牢。吴强而鲁弱,鲁不得不从。吴伐楚灭越,侵凌中原诸国,此与猛虎毁坏庄田,捕食牛羊,伤害男女何异?吴虽强大,岂能胜过百兽之王吗?虎不知礼,恣意横行,为害甚广,最后群起而攻之。终成鼎镬中之佳肴。吴不以礼待诸侯,侵弱暴寡,肆无忌惮,结怨甚多。如今又侵凌鲁国,鲁乃周公封地,文明礼仪之邦,与齐为甥舅,与卫系兄弟。卫与强晋比邻,亲若手足。鲁、卫、齐、晋、楚、越以及为吴所害之诸国联合起来,犹如数百名猎手进山,虎再猛,岂能免于死亡?吴险如履冰,危若累卵,故赐特着丧服提前来吊,以尽故友之意。
  孺生话已叙完,请太宰割舌平怒。”
  “万望先生恕嚭鲁莽之罪!”伯嚭为难地说,“先生不愧为天下辩士,外交豪杰,一席话令嚭茅塞顿开。嚭当奏明吴王,改弦更张,以礼待天下诸侯。
  一个人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哪里是一席话所能改变得了的,更何况伯嚭是个毫无信义的奸佞小人。但无论如何,子贡这次受聘出使,没有受辱,维护了季康子和鲁国的尊严。
  小小的邾国既是鲁国的附庸,却也依靠吴国,受吴的庇护。夏季的吴鲁鄫邑会谈,鲁国失利,受了凌辱,于是秋季便兴师伐邾,想挽回一点面子,捞回一点损失。哪知这一举动竟又违背了鄫邑会盟的精神,所以第二年三月,吴王应邾君之请,兴师伐鲁。孟懿子对子服景伯说:“吴兵压境,这将如何?”
  景伯对答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吴师既来,即与之战,有何可怕?况且此乃鲁违鄫邑之盟,自致祸患,有何可言?”
  吴师进入鲁国边境的第一天就攻克了东阳,向北挺进,当夜宿在五梧,第二天又驻扎在蚕室。鲁国将士公宾庚、公甲叔子、析朱钽同车与吴军交战,一起被俘,献给吴王。吴王感叹说:“同车能俱死,是国能使人,鲁不可望得也。”
  鲁大夫微虎,在帐前设立一个很高的障碍,从军中挑出七百名身强力壮的士卒,令每人跳三次,凡能跳过一次的,就可中选,最后选了三百名最精良的,组成敢死队,日夜操练,孔子的弟子有若,就是这三百名中的一员。一天夜里,吴王住在泗上,微虎带领敢死队前去偷袭,走到稷门,有人对季康子说:“吴军强大,三百名士卒偷营劫寨,等于自投罗网。此举既无害于吴,又令诸多士卒送死,何不立即停止前进呢?”
  季康子接受了这个人的意见,下令停止前进。微虎征求士兵们的意见,有若挺身而出,第一个表示坚决反对,三百名战友纷纷响应,誓与吴军决一死战。季康子为士卒们誓死报效祖国的精神和慷慨激昂的情绪所感染,立即收回了成命。微虎带领敢死队乘夜色前进,有若设巧计赚开了城门,三百名敢死队员蜂拥而入。连日来,吴军节节取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思想麻痹,毫无戒备,所以鲁国的三百名敢死队员冲入敌营,如虎入狼群,东戮西杀,横冲直撞,只杀得那吴军丢盔弃甲,四处逃窜,溃不成军,因地理不熟而坠入泗水中淹死的,不计其数。
  这一夜,吴王换了三个地方,勉强保住了性命。
  吴王提出与鲁国谈判讲和,订立盟约。鲁哀公与季康子都同意了。子服景伯说:“楚人围宋,宋人易子而食,折骨为炊,尚无城下之盟。今吴为我杀得狼狈不堪,与之订盟,乃遗弃故国也。吴远道而来,将士疲惫,粮草不足,不久当归。
  我应乘胜追击,聚而歼之,何以与之订盟呢?”
  鲁哀公、季康子不接受子服景伯的意见,坚持与吴讲和订盟。景伯无可奈何,只好服从。景伯奉命任谈判的全权代表,来到莱门。这次谈判的气氛与去年在鄫邑不同,吴国不再那么气焰嚣张了,景伯提出的条件他们基本上都接受了,很顺利地签订了盟约,为保盟约的实施,景伯提出自己愿到吴国去做人质,但必须将吴王的儿子姑曹留在鲁国作人质。吴执意不肯,景伯做了让步,最后双方都未留人质。
  这次吴国侵伐鲁国的战争,鲁国以弱胜强,取得了胜利,孔子的弟子子服景伯与有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充当了中流砥柱。
  季康子为了稳固自己在国内外的地位,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齐国刚即位的齐简公。哪知他妹妹在家里与其叔父季鲂侯私通。临出嫁之前才把实情告诉了季康子。季康子害怕了,不敢把妹妹送给齐简公。齐简公少年气盛,自然不肯罢休,便在这一年的夏天兴师伐鲁问罪,夺取了讙、阐两邑。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齐简公还在酝酿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侵鲁战争。
  公元前485年,孔子六十七岁。
  弟子们发现,夫子的情绪近来很不好,沉默,寡言,常常独自一人到郊外的树林里或小溪旁去散步,归来之后,也是独自一人坐在书房内愣愣地出神,有时眼角还隐约挂着闪光的泪滴。他的食欲大减,夜间常辗转反侧,彻夜不眠。他穿起了素色的或缁色的裙裳,似乎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重修饰了。
  背地里弟子们都在议论纷纷,不知夫子近来又在想些什么,莫非是在思念故国?或是在为自己生不逢时,道不能行而抑郁伤感吗?一天,孔子又独处室中,仿佛是在翻阅书简,但却心不在焉。颜回新得了一包名茶,送给夫子品尝,发现这情景,站在夫子身旁呆了半天,然后说:“夫子近来心绪不佳,莫非师母她……”孔子热泪盈眶地抓住颜回的双手,再次重复他那说过多少次的老话:“知丘心者,莫若回也!
  ……”
  孔子含着热泪告诉颜回说,半月前接到噩耗,夫人亓官氏病逝了。他没有声张,忍受着悲痛,默默地将泪水吞到了肚子里。
  按常理说,年近七十的人了,丧偶勿需这样哀伤,但孔子的情形与众不同。夫人的一生太辛苦,太凄清了,她丧失了一个女人应该得到的权利与幸福,自己近二十年流浪在外,即使在国内从政的那些岁月,也无暇顾及妻小,一生夫妻,几夕衾温!况且妻子一生都在为自己的温饱、安危担忧,食不甘味,夜不安寝。抚养子女,操持家务,更是全都落在夫人一个人身上。可是夫人在闭上眼睛,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自己竟不在身边。自己不配做一个丈夫,不配做一个父亲。本来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改变这个混浊的社会现实的事业上,然而世事茫茫,岁月蹉跎,自己竟不为时势所容,更不要说有什么功劳与业绩,这怎么能不使他哀伤呢?……
  经过了充分的准备,齐简公终于在公元前484年春,再次兴师伐鲁,国书、高无平统率五百乘兵车直达齐鲁边境的清地(齐地,今山东省长清县东南)。这时,鲁国首都曲阜草木皆兵,人心惶恐。大权独揽的季康子急忙找来家臣冉求,心惊肉跳地说:“齐师已至清地,必为侵伐鲁国而来,依你之见,该如何防范?”
  冉求满怀信心地说:“齐师来犯,奋力抵御而已,冢宰何必惊慌。”
  “但不知如何抵御?”季康子瞪大了渴求的眼睛盯着冉求。
  冉求胸有成竹地说:“冢宰与孟孙氏、叔孙氏三家,留一家固守都城,两家随国君御驾亲征,至边境上去决一死战,必胜。”
  季康子摇摇头说:“此议难行。”
  冉求略加思索了一会说:“若不然,引狼入室,关门痛打。”
  季康子为难地摊出了两手说:“此事非吾一人所能决也,待吾与孟、叔二氏协商后再议。”
  季康子找到了孟孙氏与叔孙氏商议,两家都不同意。季康子无可奈何,只得又来找冉求,而且愤愤地说:“敌师压境,危及社稷,二氏竟不肯抵抗,居心何在?”
  冉求微笑着说:“孟孙、叔孙两家不肯出兵,情有可原。
  ……”
  “此话怎讲?”季康子余怒未息。
  冉求和颜悦色地说:“鲁之政权,全在冢宰一人。出师御敌,胜则冢宰之功,败则冢宰丧权失国,与二氏无干,二氏何以会心急如焚,历险于刀光剑影之中呢?”
  “难道就这样束手待毙不成?”季康子气冲冲地说。
  冉求说:“二氏可以袖手不问,冢宰却不能不战。齐人代鲁而不能战,冢宰之耻也,将何面列于诸侯?”
  “只我一室,何以抵敌,岂不似以肉投馁虎吗?”季康子哭丧着脸说。
  冉求分析说:“鲁群室之卒,多于齐之兵车数倍。冢宰一室之甲,亦优于齐军,有何患焉?既然二氏不肯与战,国君则不必御驾亲征。请冢宰授军权与求,求将率部面水背城一战,不胜齐军,愿以头颅来见!”
  季康子如释重负似地说:“总管能救肥燃眉之急,实乃忠勇双全之壮士也!待却齐之后,肥当重酬。但不知将军尚有何求?”
  冉求说:“军士任我统率,百姓任我役使,令樊迟为副将。
  只此而已。”
  季康子说:“樊迟年纪尚轻,恐难当此任。”
  冉求说:“樊迟年纪虽轻,然有计谋,有勇力,能唯命是从。”
  季康子说:“一切依将军所言,随我奏请国君。”
  冉求随季康子进宫,季康子上朝面君,冉求在党氏之沟等候。正在这时,孟孺子走来,老远就问:“冉求,闻听你已被季氏任命为将军,将率师御敌,可真有此事吗?”冉求冷冷地笑着说:“君子之远虑,小人何知?”说着,睬也不睬地昂首望着天空,正有一只鸿鹄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遨游,飞翔,冉求感慨地长叹一声说:“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孟孺子受到了很大的刺激,面红耳赤地走了过来,继续问话,但冉求却只是仰首望天,一句不答。孟孺子急了,脸涨得由红变紫,质问说:“冉求,你为何见问而不答?”
  冉求又冷冷一笑说:“子之所问,非尔之才力所能及,故不答。”
  孟孺子像挨了一记耳光,满脸火辣辣的疼,说:“你是在嘲笑我不成丈夫吗?”
  冉求说:“子若为丈夫,请将右军,随求而后,共却齐师。
  否则,父母妄生,天地错容,人类不齿也!”
  别小看冉求的这一激将法,还真管用,孟孺子立即回去整顿家甲,组成右军。孟孺子是孟懿子的长子,去年孟懿子死后,他世袭了父职。
  季康子有家甲七千,冉求从中挑选了三百名精兵,大部分是武城人,用为亲兵。经过短暂的训练之后,三百名亲兵一律将刀剑换成了长矛。于此同时,冉求下令组织数以千计的民工,将泗水上流凡有深水的河谷,一律开沟凿渠,将水引入泗水河畔,待命凿通,灌诸谷之水入泗水。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冉求先命老幼守都城,驻扎在南城门。然后让管周父御车,樊迟为副将,率师迎敌,将齐师诱过泗水。五天后,孟孺子的右军由颜羽御车,邴洩为副将也赶来了。
  孟孺子年少气盛,加以受了冉求的刺激与羞辱,争着先与齐军交锋,以呈威风。但一交战,便大败而逃。
  冉求的左军将士,思想也并不统一。有一公叔务人,出城时流着眼泪对守城人说:“鲁之徭役繁重,赋税多于牛毛,国君无良谋,群臣不尽力,民不聊生,何以能战而胜之?”公叔务人的思想有相当的代表性,表明了一部分将士无取胜的信心。冉求左军的阵前有一条很宽的大沟,沟中有水。鲁军与齐军以沟为界,隔沟对峙。
  一天,冉求欲发起总攻,下令将士涉过沟去,与敌人厮杀。陈瓘、陈庄首先率部涉过沟去,与齐军相拼。孟之侧继后,马行到水中,抽箭打马说:“马不前也。”
  林不狃也犹豫徘徊,不肯径直前进。他的队伍中有战士说:“你迟迟不前,莫非欲逃吗?”
  林不狃说:“吾不如何人?为何要逃呢?”
  战士问:“既如此,为何不肯勇往直前呢?”
  林不狃说:“阻止恶战,足以为贤,故皆无战志。”樊迟见到这种情形,对冉求说:“将士不逾沟,非不能也,为不信汝也。我等需身先士卒,取信于将士,以得军心。”
  冉求对全军将士说:“凡不欲战者,限三刻时间,放下军械,脱下戎装,尽请归家,然非鲁人也!限三刻时间,逾越此沟。既不归家,又不与战者,处以军法!”
  冉求说完,令管周父挥鞭策马,率先蹚过沟渠,杀入敌群。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全军将士,以雷霆万钧之势横越彼岸,与齐军交锋。冉求下令三百名亲兵,只砍齐军车乘的马腿,迫使其下车应战。自己也抛弃车乘,与齐军肉搏厮杀。三百名精兵以长矛对齐军的刀剑,齐军不等靠身,便被削掉了脑袋,犹如削瓜摘果一般。齐军望而生畏,丢盔弃甲而逃,溃不成军,相互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齐国统帅国书见状忙鸣金收兵,欲班师回国。可是,泗水滔滔,挡住了去路,欲泅不能,欲渡无船。有习水性的士卒纷纷跳下水去逃命,无奈水势汹涌,多被吞噬——齐师势将全军覆没。
  冉求、樊迟早已抛掉了车乘,正在挥舞长戈指挥将士们掩杀,高呼:“全军将士,泗水暴涨,齐军败无归路,已成瓮中之鳖矣!我等背后即为国都,如若败退,则无国无家矣!”
  冉求这一呼喊,这一动员,将士们厮杀得更加勇猛,誓欲瓮中捉鳖!……
  正在这时,季康子驱车驾临,视察战果,问冉求说:“闻听冉将军旗开得胜,吾特来祝贺,但不知我军伤亡若何?”
  冉求急匆匆地回答说:“战斗尚未结束,无法统计确数,估计将不及齐军伤亡之十一。”
  正说话间,一位探子来报:“齐军弄到十余只舟船,正欲乘夜色渡泗水逃遁。”
  冉求下令说:“封锁渡口,不得放走一个!”
  季康子忙伸手制止说:“且慢!”然后转过身来对冉求说:“兵书云,困兽犹斗,穷寇莫追。今番冉将军已给齐军致命之一击,总算教训了强齐,对鲁不可妄为,就放其一条生路吧。”
  冉求说:“启禀冢宰,齐军元气大伤,聚而歼之,如探囊取物,为何要放虎归山呢?”
  “你只看齐军元气大伤,却不见我军伤亡几何!”季康子严肃地说,“放虎归山,只是外患;损伤我家甲兵卒,却要受孟、叔二氏挟持,将遗害无穷呀!……”
  这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国难当头,季康子仍念念不忘“我之家甲”,不忘争权夺利。冉求抬起头来,以鄙视的目光注视着季康子,看着他那粗短短,矮胖胖的形象。各国的政权都落在这些大腹便便的权贵们手里,天下还有复兴之日吗?难怪痴情而固执的夫子到处碰壁,他真为夫子鸣不平!夫子满腹经纶,但手中却无起码的权柄。而这些胆小如鼠,脑满肠肥的庸碌之辈,却主宰着天下的命运,这难道是公平的吗?他紧握双拳,默默地捶胸顿足,问大地,问苍天,然而大地沉沉无语,苍天茫茫不言……
  季康子毕竟是鲁国的冢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是鲁国政权的实际操纵者,而自己却只不过是冢宰府的一名家臣,虽然满怀雄心壮志,很想利用这一有利的条件来实现老师追求了一生的理想,但季康子却迫使他下令停止追击,迫使他下令班师,他只好服从。
  鲁国再次以弱胜强,取得了胜利,孔子的弟子冉求与樊迟又充当了中流砥柱,成了鲁国的两位英雄。凯旋之日,鲁哀公郊迎至十里长亭,人民倾城倾国出动,欢声雷动,灯火辉煌,鲁哀公举行盛大的国宴为冉求、樊迟庆功。在鲁国的历史上,只有十六年前孔子夹谷会盟取胜归来时才这样欢庆过,这样热闹过,这样排场过。
  冉求改革作战武器,令三百名精兵换刀剑为长矛,是这次战役取胜的重要措施之一。孔子曾赞扬说:“求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真义勇也。”
  席间,季康子笑容可掬地频频敬酒,说道:“孔门无将才,你的战术难道是无师而自通的吗?”

  为与蒋军争夺东北,毛泽东出险招,用美机运送我军将领,在一架飞机里塞进了日后共和国的三位元帅和十五位中将。

  这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与一九五六年相比有了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各国,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的思想混乱,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后,重新恢复了平静。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西方国家期望的那种大混乱大分裂的局面。倒是相反,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同英、法等国的矛盾充分暴露。而苏联又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苏联在这方面的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领域暂时居于领先地位。这对提高苏联的威信,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都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提出利用各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这是自一九五六年四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苏联的建议一提出,立刻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党的重视,并作出积极响应。

  避战锦州,撤离四平,陈云称之为“军事妙手”。林彪的口号是“撤退,撤退,再撤退”,“被动,被动,再被动”。

  召开这样一次国际会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以及各国党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对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如何处理好苏联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问题,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许多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各种分歧意见都暴露出来了。

  从熊式辉、杜聿明到陈诚、卫立煌,林罗联手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成为国民党军事家的滑铁卢。

  对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以及如何认识苏联经验等问题,中共中央已经通过《一论》和《再论》两篇文章,公开地表明态度。但是,对于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和平过渡问题,以及是否要坚持“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一直没有适当的机会表明自己的看法。苏联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恰好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阐明自己的观点、争取一些兄弟党的理解和赞同,提供了一个机会。

  毛泽东巨目如烛,判断东北战局的关键在锦州,数十份电报重复一个意思:南下,南下。

  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们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的宣言草案。他们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南共不赞成,并表示不准备在这个宣言上签字。这时,苏共中央才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中共中央接到这个草案,已经是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他将中共中央对这份宣言草案的意见转告苏共中央。一起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彰武车站,林彪犹豫难决:“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罗荣桓、刘亚楼犯颜直谏。

  毛泽东告诉尤金:“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就官言本身来讲,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文件本身应当缩短。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

  蒋介石亲赴葫芦岛,指挥陆海空与林彪一决雌雄。塔山守军以八个师正面阻击十一个师,打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中央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并不否认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问题是究竟只准备这一种可能性,还是同时准备两种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更有利。

  东北联军“以乱制乱”四字诀,打得廖耀湘十二万机械化精锐兵团豕奔狼突。败军之将大骂“林罗刘”不懂战术。林彪付之一哂:“他廖耀湘既懂战役,又懂战术,怎么打败仗!”

  毛泽东说:“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

  林彪自受伤后,一直远离战场。作为军人他更渴望听到枪炮声,渴望重新指挥千军万马……

  第二个问题,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要讲得恰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会有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还有,是否司以笼统地提出和资产阶级各种还有民主性的党派进行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945年8月中旬,山东省黄县两个毫不起眼的小码头——龙口和栾家口突然沸腾起来。须臾之间,汽艇、帆船、渔舟和木划子云集码头。一批批行装简便的八路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从鲁中、滨海、胶东各区涌来这里,等候上船。

  再一个问题,是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名字。一九五七年六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还派米高扬专程来中国,七月五日在杭州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支持的,并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

  与此同时,晋、察、冀、绥、辽、热各省所有通往关外的陆路上,都有八路军兼程行军,日夜不舍。几路大军像几条人龙汇聚在山海关,然后乘火车、汽车、马车或徒步进入东北三省。

  毛泽东对尤金说: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样一个老党员(指莫洛托夫。——引者注),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毛泽东这样提,是委婉地表示不同意见的一种说法。

  8月,苏联红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统率下进入东北与日军作战,全歼关东军主力六十七万人。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反抗异族入侵的斗争史上增添了新的胜利记录。

  毛泽东说,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指宣言草案。——引者注),值得考虑。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提出一些想法,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考虑。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铁托在内,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一)要团结;(二)要和平,反对战争;(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四)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其他的大家意见一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即宣言草案)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一两个国家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

  为了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一方面电令八路军禁入关东,一方面调兵遣将,将大量精锐部队由美军飞机和军舰从海上和空中赶运东北。国共双方为争占东北以作战略基地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夺战。

  毛泽东一再说明,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①(①毛泽东同尤金谈话记录,1957年10月29日。)

  中共中央军委从8月份起,接连发布七道命令,命令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向内蒙和关外进军;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迅速向辽宁进军;命令东北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人各率所部进军东北城市。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万毅率足够组建一百个团的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开辟地方工作。在短短的十个月内,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多达二十人。他们是: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通过尤金很快转告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云泽(乌兰夫)、肖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联党政主要负责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到机场迎接。

  中央的所有方针策略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实现占领东北的勃勃雄心。

  初冬的莫斯科,已是寒气逼人。事前,毛泽东得知苏联方面准备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二百万人上街欢迎。毛泽东谢绝了,他向苏方表示: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三百人欢迎我,再加上仪仗队。苏联方面尊重毛泽东的意愿,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

  中央经营东北的宏图大略激荡起各地将领的勃勃雄心和一腔热血,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前往关外,威名远播的许世友甚至准备开小差到东北去。当时,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海运总指挥,经他的手,将六万多大军从海上运往辽西葫芦岛,而自己却迟迟未接到出发的命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焦心之至,他找到即将北上的肖华,说:“现在往东北运兵,看样子东北要打大仗,我求你让我跟你们一起到东北去。”肖华感到好笑:“你一个大司令,怎么能说走就走?”许世友一瞪眼睛,满不在乎地说:“那有什么!你随便给个官当当,官大官小无所谓,只要有仗打就行。”肖华劝道:“你别乱弹琴了,几万部队渡海,没有你许司令,船从哪里来?棉衣从哪里来?”许世友粗中有细,早就作了准备:“船和棉衣都安排妥当了,没有我,别人一样指挥。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套黑棉衣。”肖华见他犯了倔劲,安慰道:“我也是刚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没准你那套棉衣还能派上用途。”话说到这份上,许世友只好心有不甘地嘱咐道:“那好,我就耐心地等吧。”谁知等到东北解放,他也没有接到去东北的命令。

  毛泽东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对苏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说:“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又说:“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②(②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像许世友这样渴望到东北建功立业的将领还大有人在。林彪也是一位。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苏共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就旗帜鲜明地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肯定“以苏联为首”的提法,这无疑是对苏联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

  最初中央打算让林彪前往山东解放区。1945年8月25日,林彪一行登上了美军一架飞机,直飞晋东南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关于这次难忘的飞行,杨得志回忆道: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晚,同赫鲁晓夫等举行会谈,就即将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交换意见。

  飞机是绿色的,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给我的印象很深的是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得靠人推动。机舱的小窗口底下是铁座位。机舱板是弧形的,坐下去直不起腰,头也抬不起来。

  会谈一开始就谈会议文件问题。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机人员。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陈赓、肖劲光、傅秋涛、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江华、聂鹤亭、张际春、黄华,还有林彪。

  赫鲁晓夫说:尤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苏共中央,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赫鲁晓夫还说,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

  看到在这样一架飞机中,集结了我们党这样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和军事指挥,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这除了说明任务的急迫,也表现了党中央非凡的胆略。

  毛泽东听了赫鲁晓夫这些话,对会议文件问题,没有再提两种方案的事。他说: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他建议,由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他还建议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这次飞行是毛泽东下的一步大胆至极的险棋。这架飞机里,日后共和国的元帅就有三位,中将以上的将领多达十四名。只要出点意外,共和国将帅就会锐减三分之一。当国民党谍报人员呈报美机运送人员名单时,蒋介石看了大叫一声:“哎呀!”他放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表示,不赞成办一个刊物,也不赞成在近期内成立组织。他说:“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他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

  行军途中,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改变原定部署,派林彪远赴东北去接替彭真的工作。

  当时,苏联同波兰的关系比较紧张,赫鲁晓夫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同他们谈谈。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提出想见见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同意。

  和往常一样,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就运用林彪这颗棋子,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毛泽东对罗瑞卿说过他的心思:“受任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可以把东北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拜谒了坐落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和斯大林墓。六日,出席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午,赫鲁晓夫作长篇报告,下午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10月中旬,林彪夫妇从陆路风尘仆仆来到沈阳,受到彭真、陈云等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下榻在沈阳三经街博物馆内。

  这是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这个庄重的国际讲坛上,毛泽东热烈地赞扬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高度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说:“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彭真向林彪介绍了东北的形势。东北境内,我军已集结十三万人,分别来自山东、冀东、晋察冀、冀鲁豫、太行、晋绥、太原、华中等解放区,部队番号,武器装备,组织形式,千差万别。指挥机关对各部队的战斗力也不摸底,长途跋涉,未经整训,部队思想也乱。

  在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作了全面分析。他说:“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侧重点,这同《再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更为严重的是,部队缺少武器装备,平均三个人才一支枪。驻守沈阳的苏军原先答应将缴获的日军枪支弹药移交我军,但是没有兑现。国民党方面则在东北地区集结了七万全部美式装备的精锐之师,在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的指挥下,即将向山海关发起进攻。

  毛泽东讲话最后落到团结问题上:“在我们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时刻也不能忘记,继续努力,保护和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保护和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①(①195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黄克诚向林彪汇报了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他指出:“部队目前遇到‘七无’,即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无经费,无鞋袜衣服,因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不断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沧海横流,狂澜既倒。”彭真用这八个字概括了当时的形势。

  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幕动人的情景:“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的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87页。)

  林彪经过两年休养而丰腴的脸上,一对眼睛熠熠发光。他引用《孙子兵法》上的话,对大家说道:“‘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山海关一战势在必打,我主要管军事,这是最紧迫的。地方工作由你们和马上就要赶到的罗荣桓同志负责。”

  纪念大会的成功举行,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这一天起,直到二十日,毛泽东为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成功,为了达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团结,频繁地会见一些重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同他们交换意见,做一些说服工作。

  1945年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委,统辖主力部队十万多人。

  谈话首先从波兰党开始。当时,波兰局势已趋于稳定,但波苏关系还比较紧张。由于受苏联长期干涉波兰内部事务的影响,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召开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不大赞成,对宣言内容有些不同意见,对在宣言上签字有过一些迟疑。同时,也不愿意再用“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它是扼制关内关外通道的咽喉,国民党要想染指关东,就必须抢占山海关。11月11日,杜聿明亲赴前沿督阵,宣布“连坐法”,命令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正面突击,命令十三军石觉部沿石门寨至九门口方向侧后包抄。而我军扼守山海关一线的兵力却只有万余人。

  波兰党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抱着尊重、友好的态度。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中国共产党阻止了苏共对波兰党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而中国共产党长期走独立自主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又赢得了包括波兰党在内的东欧各国兄弟党的敬佩。

  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建议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一线,节节抗击,消耗敌人兵力,令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带,进行反攻。毛泽东设想打一场大的运动战,他指定素有“运动战之神”称号的林彪或罗荣桓亲赴前线指挥。东北局根据“初战必胜”的指导思想,决定由林彪亲赴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

  十一月六日中午,毛泽东利用纪念大会休息的半个小时,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开始第一次会谈,当晚继续进行。双方交换了对宣言草案的意见,主要涉及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林彪还在赶路时,杜聿明已集中五个师的兵力突破我军防线,迫使我军向绥口一带撤退。19日,当林彪赶至辽西前线时,国民党部队已攻占绥中,接着又攻陷兴城、锦西、葫芦岛,兵锋犀利,锐不可挡。林彪冷静下来,22日,他致电中央和东北局,断然提议废止中央关于在锦州及其周围地区与敌决战的计划,提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关于国际形势,哥穆尔卡认为宣言草案的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来说,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在接到林彪电报的同时,东北局再次收到中央指示,要求集中沈阳、营口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全力歼敌。“看来,中央关于决战锦州的计划没有改变。”彭真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讨论林彪与中央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波兰党吃过苏共的苦头。他们担心通过这次会议和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力图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明:“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①(①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6日。)

  罗荣桓坚定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在发言中说:“开始我们想控制东北、独占东北,是从一定条件出发的。现在我一师梁兴初部还在赶路,三师黄克诚部落到了敌军后面,山海关一突破,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在锦州决战是必需的。”

  这次会谈,很友好,很坦率,讨论问题是认真的、严肃的,气氛又是和谐的、轻松的,体现了党与党之间的平等关系。

  彭真也认为林彪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东北局复电中央,同意林彪在前线的决断,这样就避免了在不利的形势下与国民党优势兵力硬拼。

  随后,毛泽东接连同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而且都不止一次。这三个党都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影响较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它们所处的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有很大不同。这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战后恢复期,进入平稳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就成为这次莫斯科会议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毛泽东同西欧几个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会谈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还想通过这些接触,更多地了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互相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林彪估计国民党出关兵团推进速度不可持久。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他的判断。11月26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杜聿明即令暂停前进,忙于收编日伪军残部和土匪,这样就为林彪提供了喘息之机。东北局全力转入对东北自治军进行扩编、整训。到12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联军,总兵力达二十二万人。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联军总指挥部分为前方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分工林彪率前总在辽西指挥作战,罗荣桓则主持后总的工作,为林彪巩固后方、整训部队、提供物资和兵源。

  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举行第一次会谈。

  随着山海关、绥中、锦州、锦西的相继失守,东北民主联军陆续退出一些大中城市,联军总部也于12月底撤离沈阳,迁驻本溪。东北局今后的任务只能是力争在东北占据一定的优势和地位,徐图发展。

  按照苏共起草会议宣言时的设想,是要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意两国的共产党共同在宣言上签字。会谈中,陶里亚蒂提出,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他表示不愿在宣言上签字,但是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

  陈云1947年5月在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把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地指挥四平街撤退作为进入东北前七个月的两件大事加以肯定,并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毛泽东本来就不赞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论两个党还是三个党,在宣言上签字。十一月三日同赫鲁晓夫会谈时,他就提过:“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十二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讲,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地让它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在这个问题上,陶里亚蒂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谋而合。

  林彪作为东北地区我军最高指挥官和主要决策者,胆量、魄力和见识、决心确有过人之处,功不可没。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是毛泽东和陶里亚蒂会谈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

  林彪在东北战场上之所以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纵横捭阖,导演出现代战争史上的伟业,有两个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是人所共知的毛泽东,一个是罗荣桓。

  毛泽东认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是否坚持俄国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与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同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他说:“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陶里亚蒂表示基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罗荣桓曾在红四军时担任过林彪的政委。对付冷僻、独断的林彪有一套办法,对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欣赏。解放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要罗荣桓暂缓治疗肾病,“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赶赴东北”。毛泽东对罗荣桓担任林彪的政委感到放心。

  与和平过渡问题同时提出来的,还有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问题,即整个形势究竟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对帝国主义阵营更有利。毛泽东再次强调他对国际形势作出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他说:“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说:“我从一九四六年就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是彼此都怕,我怕你,你怕我,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觉得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

  罗荣桓对于林彪在指挥战斗中的各项重要处置,凡是得当的,符合党中央精神和实际情况的,他即给予赞同和支持;凡是违反中央指示或与实际情况相悖的,他都毫不犹豫的表示反对。至于一些非原则的分歧,他常常采取谅解、宽容、等待的态度,不予坚持或把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陶里亚蒂赞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的判断。但又认为,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的努力。①(①毛泽东同陶里亚蒂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7日。)

  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林彪和罗荣桓和衷共济,协同配合。特别是进入1946年以后,林彪面临的战争局面更不容乐观,更需要罗荣桓为他排忧解难。

  毛泽东和陶里亚蒂虽然没有在全部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主要问题上得到了共识。

  战争的空隙是短暂的。国民党军休整停当后,又于1946年春发起了新的攻击。这次,林彪面临的对手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军事领袖——白崇禧。

  十一月八日,毛泽东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会谈。谈的主要问题,跟同陶里亚蒂谈的差不多。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心是一致的,我们和苏联、你们的心是一致的,现在和意大利也一致了。”②(②毛泽东同多列士会谈记录,1957年11月8日。)

  白崇禧也有“常胜将军”的雅号,据说他从军几十年来还很少打过败仗。白崇禧与杜聿明经过反复商量,制定了一个“扇形攻势”,计划集结五个军十个师的美式机械化部队分南北两路沿中长铁路北上,首先攻夺南满战略要地四平,然后追击撤退的共军。蒋介石兴奋地说:“有‘小诸葛’居中调度,东北之战完全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十一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两次会谈。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国际形势转折点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当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十五年后中国在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的问题,他非常仔细地向对方了解英国的经济情况。他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二千到二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到四千五百万吨。”他问波立特:“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二千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三千五百万吨吧!”高兰回答说:“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三千万吨。”①(①毛泽东同波立特、高兰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9日。)这样,毛泽东对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觉得有把握了。

  对于东北,虽然独占已不可能,但对于已夺之地域,毛泽东和中央作出了“寸土必争”的决策。东北局在《东北大会战部署》中,提出“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最后一战”的口号在部队广为流传,引起罗荣桓的警觉。他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如果打不赢,还要不要打第二仗、第三仗?我们是刚刚同敌人交手,怎么能叫‘最后一战’呢?”他写信给林彪,明确提出:“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

  宣言的起草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原先苏共提出的那个草案,中国代表团不很满意,到莫斯科以后,在毛泽东主持下,用了三天时间(三日至五日),重新起草了一个。

  林彪不置可否,率领前总移往前线,就近指挥。

  从六日开始,中苏双方就宣言交换意见,最后基本上采用了中方的草案。十日,双方达成对全部草案的共同意见,作为苏中两党共同提出的草案,于十一日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十三日,中国代表团研究各党的意见,着重研究了波兰方面提出的意见。然后,中方会同苏方讨论修改后的稿子。关于这天讨论文件的情况,杨尚昆日记有一段记述:“五时,小平、伯达、乔木、我去苏共中央大楼会商,苏方出席的以苏斯洛夫为首,其余人员与十日会议相同。大家态度都很认真,每页每页地讨论。到九时左右,主席来电话,要我与伯达回去。”“与主席谈话后,再返会场,开到十时,因有些问题需与主席商量,我方提出休会一小时,经苏方同意后,我们大家返回。”“十一时再到会场,开到十二时半才散。”“回来后向主席汇报。”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2页。)这时,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只有十多个小时了。

  四平保卫战从4月18日开始。敌新一军在飞机和猛烈炮火掩护下,以新三十三师沿铁路、新三十八师沿公路,向四平市区轮番进攻。我守城部队为保一旅一个团和七纵即万毅部的二个团,共六千人。敌人进攻延续数日之久,进展甚微。

  十一月十四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十二国党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为了加强对敌防御和迂回,林彪变防守为进攻,以进攻代防守。他命令山东一师、二师和华中三师八旅、十旅、独立旅向四平方向西北延伸,以华中三师七旅加强七纵的防御阵地,七旅原在城北三道林子的防务由长春南下的山东七师接管,形成以四平市区为中心,从东到西蜿蜒伸展百余里长的防线,钳制住了蒋军的攻势。到4月27日,双方经反复拉锯战,形成胶着对峙状态。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专门讲“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

  在四平激战期间,黄克诚从西满打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拼。他理由是:“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这是可以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而出,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该把大城市让出来,让敌人进来,我们则应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积累力量,等到敌人背上的包袱沉重到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了。”

  毛泽东接着说:“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

  黄克诚连续给林彪发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黄克诚无奈,又给中央发去电报,对坚守四平提出异议。中央同样不予回答。

  他又说:“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

  对于林彪和中央的态度,黄克诚感到万分奇怪。这个谜团直到十四年后才解开。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黄克诚闲聊。黄克诚谈到四平保卫战林彪决策有误。毛泽东问道:“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解释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到这时,黄克诚才知道林彪不回电是有难言之隐。

  为了增加讲话的分量和说服力,毛泽东谈到自己的一些亲身感受。他说:“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哪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比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①(①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日。)

  其实,林彪并不想死守四平。从锦州开始,他就竭力避免与国民党优势兵力进行决战,他的口号是“撤退、撤退、撤退”,“被动、被动、被动”。但是,中央不同意撤退。四平保卫战期间,中央多次发来电令:“时局正在变化,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要打到敌人精疲力竭”。在一次电文中,中央甚至把四平保卫战称为“中国的马德里”。

  根据赫鲁晓夫提议成立的宣言起草委员会,主要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组成,同时也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与全体代表会议交叉进行。起草委员会十五日开会,会上争论了一天,有几个问题始终未能与波兰取得协议。波兰方面认为宣言草案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些提法,说得太过分,调子太高。他们不要提“美帝国主义”,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等等。下午五时半,中方代表向毛泽东汇报了讨论的情况。

  5月上旬,国民党部队又开始大规模进攻与四平毗邻的本溪市。兵力已增加到十七个团。本溪是中共东北局等党政军机关的住地,仅有辽东军区的十一个团防守,防御面既宽且广,外围突击力量薄弱,工事也不坚固,战斗形势十分不利。5月2日,辽东军区鉴于敌众我寡,电告林彪,“死守本溪将是孤注一掷,对于长期斗争不利”。林彪同意辽东军区撤出本溪。

  事情很明显,宣言能否达成协议,关键在波兰。谁能与波方就分歧意见进行商量并取得有效结果呢?只有毛泽东。赫鲁晓夫不行,其他党的领导人也难。赫鲁晓夫早就对毛泽东说了:“你们的处境好,你们的意见波兰同志能听得进去。”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

  进占本溪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向四平集结。5月15日,白崇禧、杜聿明集中十个师的兵力,组成三个攻击集群向四平街地区东北民主联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毛泽东听完汇报,六时半即去哥穆尔卡住处同他会谈。这是毛泽东同哥穆尔卡举行的第二次会谈。

  情况确是万分危急,战局的关键在四平右侧的塔子山防线,这里成为封闭东北联军的最后一个缺口。林彪电令三纵:“塔子山尽可能再支持一天。”不久,三纵回电:“新六军攻占西丰、平岗后,于晚六时进占哈福站。”林彪厉声重申:“再命塔子山守军,至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毛泽东有意使会谈气氛轻松一些,一开头就说:“今天,天上地上随便谈,参加的人由你们定。”哥穆尔卡直截了当:“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宣言的事。”毛泽东问:“起草委员会开得有成绩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吗?”

  林彪不顾中央电令,决心撤退,他把后方总政主任陈正人和野战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陈沂叫到指挥部,口述《为撤退四平告全军书》要点。他的心情十分复杂,说:“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新六军军长)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后侧迂回,封闭四平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

  哥穆尔卡告诉毛泽东,波兰党提出了四个有原则性的修正意见,有一个被采纳了,还有三个存在分歧。他说:“关于修正主义问题取得了协议,因为都作了些让步,提出主要的危险在于修正主义,但也须反对教条主义,各国的主要问题由各自决定。”

  对这次战斗,林彪用“顽强”来形容:“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顽强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说到这里,他忍不住长叹一口气,说:“只可惜我们后面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这个时间。”看得出来,他对后方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流露出强烈的不满。他意味深长地对站在自己面前的所有人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接着,双方就宣言中的一些主要分歧展开讨论。双方都很坦率。毛泽东在不损害原则的情况下,能让步则让步,能妥协则妥协,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点。毛泽东完全用商量的口气,充分说理,使对方没有一点强加于人的感觉。

  林彪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提出弃守四平。5月19日,中央终于发出了给林彪的撤退令:“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你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到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分歧意见之一,是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这一句。哥穆尔卡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独霸;侵略集团不只是美国,还有别的国家。

  其实,早在5月18日当晚,林彪即指挥部队且战且走,开始大踏步后撤。

  毛泽东说,其他国家,如英、法可以分开提,突出美国是合乎事实的。讲美国是指问题实质,因为美国是他们中最强的,其次才是英、法、葡萄牙等国。毛泽东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可以把“独霸世界”改为“独霸大部分世界”。哥穆尔卡插了一句:“我们认为在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是:全体反对一国。”毛泽东紧接着也说了一句:“也可以说是一国反对大家。”哥穆尔卡:“是这回事。”毛泽东:“还是应该进行协商。”

  5月19日,彭真与罗荣桓赶到前总,找到林彪,随后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和作战方针。会上,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坚守长春,不能再退了;另一种主张果断弃守长春,大踏步后撤,撤至松花江以北。

  分歧意见之二,是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所写的“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这句话,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复辟资本主义非通过战争方式不可,波兰有部分反动分子正是想通过战争在波兰复辟资本主义。哥穆尔卡建议改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反对这些国家的敌对行为”。毛泽东说,这话不是对帝国主义及反动分子说的,而是对那些不愿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民讲的。如果不说“复辟”,也可改为“颠覆活动”。哥穆尔卡表示同意。

  “固守长春,无异于划地为牢。”林彪从军事上举出了一大堆理由:“长春人口九十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如果敌人先围城,同时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攻击一点,我军则既不可能守住城市,又要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所以今后主力仍以打运动战为好。”

  分歧意见之三,是波方不同意说“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毛泽东解释说,敌人虽多,但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这符合事实。“现在世界局势已经紧张,讲出了这点会更形成紧张,我们的意见正是这样,你紧我也紧,结果倒有可能不紧张。”哥穆尔卡说:“刚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用强硬回答强硬,这才能促使国际局势的缓和。”毛泽东说:“不是用炮弹而是用口。”哥穆尔卡说:美国统治集团对人们宣传说,共产党和苏联要消灭美国,他们不说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说要消灭美国这个国家。毛泽东说:我们说不说,反正他们都会这样宣传的,还得靠打文字仗。“你来我去,决不能对英美不还枪,这叫唇枪舌战。”“我们如果说出来,那会更好地争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

  林彪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热烈响应。四平血战中,联军虽然歼敌万人,但自己损失也达八千余人之多。撤退中,联军又遭到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的追击,继续受损,其中有一个师一个旅暂时失去作战能力。各级指挥员中弥漫着一种拼命情绪。彭真也不主张撤退过猛。

  会谈在坦率而友好的气氛中继续进行。

  关键时刻,罗荣桓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到那时,不但长春防不住,非退到西满和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毛泽东说:都需要让些步,需要大家取得一致。我们和苏联也都互相让了步。我感到这次苏联同志有很大进步,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和我们都放弃了一些自己的观点,都接受了一些对方的观点,这才拟出了双方的共同草案。我已与哥穆尔卡同志谈过两次,你感觉到我想对你施加压力吗?(哥穆尔卡笑着回答:没有。)我只是想说服你,你也想说服我,我们都没想施加压力。哥穆尔卡说:“我没有这种感觉。”

  这种大规模的撤兵与中央当时指示的寸土必争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林彪于5月20日和27日,连续两次发电报告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及其理由。他在电报中,特地提到罗荣桓已回到前线参予指挥,也同意他的意见。

  在平等协商的气氛中,双方就三个分歧意见基本达成一致或比较接近的认识:(一)把“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一句中的“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地区”。(二)把“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中的“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三)“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一句中的“使它成为”,改为“企图使它成为”。这些修改,基本上都是接受了波方的意见。所以,毛泽东说:“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

  撤兵的决定下达后,部队许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想不通,有怨言。罗荣桓逐个找干部交换意见,要求他们服从林总的决策。

  毛泽东申明,今天谈的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还要与赫鲁晓夫谈一下。哥穆尔卡真情地对毛泽东说:“什么时候你有空我想来看你一次,可以吗?”毛泽东:“我准备见你一次。”①(①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15日。)

  在罗荣桓的协助下,林彪处变不惊,应乱不慌,在十五天内,硬着头皮把二十万联军带过了松花江,撤退到哈尔滨,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这十五天,是东北联军生死攸关、极为被动的日子。

  会谈从下午六时半持续到晚上十时,共三个半小时。会谈取得重要进展,为最后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陪同毛泽东去谈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六时半与主席一起去哥穆尔卡处谈话,共三小时半,似有好转,双方意见已较为接近,明天可能达成协议。”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3页。)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我们一个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罗荣桓不无忧虑地对林彪说。

  十一月十六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继续举行。赫鲁晓夫宣布开会,毛泽东第一个发言。看来这是苏共的有意安排。显然,毛泽东对宣言的表态,具有很大影响力。

  林彪信心十足:“被动过后就会主动。过了江就主动了。”

  毛泽东一开头就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比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这仗打输了。”林彪愤愤地说。作为负责前方指挥的一号首长,林彪感到深深的羞愧与屈辱。他把“白崇禧”和“四平街”几个字刻进了脑海里。不久,当林彪得知白崇禧已经功成回南京述职,心中更加气愤。“恨无时间,遂使竖子成名。”林彪发誓雪耻复仇。

  毛泽东又说:这个宣言是正确的,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没有冒险主义的倾向。“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②(②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6日。)

  得胜回朝的白崇禧胸中也涌动着遗憾和愤怒。同样是愤懑不平,内容却截然相反。二十年后,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追述了这件终身憾事: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了,通过了会议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十九日,除南斯拉夫以外,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宣言上签了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时期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汇集在莫斯科,共同讨论并签署了这个宣言,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力量,这是自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先是中共林彪为共军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统率共军十万之众,于三十五年三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接收了关东军军械五十万支,接着,乘国军未开到之前,袭占四平街,终与国军相持不下。当时,我奉令至四平街督战,并速将林部击退,继占长春、吉林,本可就此乘胜追至佳木斯和满州里,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以永绝祸根。而中央忽令军事归杜聿明指挥,且军队不准越过辽河,理由为长春有六千苏联便衣红军,若我军越过辽河,恐引起冲突。当我一到四平,下令继续追击时,杜聿明即出此命令予我。我说:“既是我下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当时我一面去电向当局报告,同时乘飞机返京向蒋先生面陈云:“战胜则当进,或迫其退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共军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先生道:“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的苏联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办?”我说:“共军已溃退,多六千红军,亦不济事。”蒋问:“若红军再来,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一人之责任,按撤兵规定,红军应已撤回,若红军再来,此乃联合国之问题。”委座听罢,当场不置可否。

  宣言分析了国际局势及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指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四十年来,社会主义证明了它是比资本主义远为优越的社会制度。”当前总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共处。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为争取和平而斗争,是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

  翌晨,我搭机将行,蒋先生因重视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马歇尔专机直飞沈阳转长春(当时国军已到长春)。委座一见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当时我即建议继续追击,并表示说,若东北剿赤完毕,可以少数部队驻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装备师于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待事毕再行调回。蒋先生说:“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待杜聿明去做。”我说:“你在东北,我也在此!”他当即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你是否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我只得返京就任国防部长。

  宣言提出,要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和合作。其中特别讲到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各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此后,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部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遂逐渐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如此于勘乱或稍可改观。

  宣言论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普遍性的共同规律,概括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①(①1957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两位斗志正炽的“常胜将军”都把遗憾吞进肚中。他们都有一种预感,在已经拉开序幕的战争舞台上,他们还有再度交手的时候,也许会由他们来写最后的结尾。

  宣言在强调共同规律的同时,也肯定了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性。

  撤出长春,东北局和联军总指挥部(简称“东总”)转移到了哈尔滨市。

  毛泽东十分看重宣言关于共同规律的九条,把它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一个政党究竟坚持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理论认识。

  哈尔滨,满语意为“晒网场”。据说古时候是个小渔村,经过创业者的开拓,到20世纪已是繁华非凡,享有“东方小巴黎”之称。

  宣言的最后部分,论述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

  1946年6月6日,国共两党达成东北休战协议。经过半年多的来往冲突,双方都需要喘息一阵。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自己的看法,并且和苏共中央交换过意见。苏共领导一再提出,希望宣言中的表述能够和苏共二十大的提法衔接起来。照顾到苏共中央的实际困难,中国代表团同意作出一定的让步,以苏共中央提出的宣言草案的写法为基础,作了必要的修正。修改主要有两点:第一,同时指出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并加写了一段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适当地加重了后一种可能性的分量。第二,在论述和平过渡的内容里,在强调议会斗争之外,加写了有关开展议会外的群众斗争的论述。关于这两点,毛泽东同几位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都讨论过,并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

  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六一六决定赋予林彪东北地区最高指挥者的权力,使他在东北地区的地位和声望无人可以与之匹敌。

  在中苏两党就宣言草案达成共同意见的同时,中国代表团在十一月十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在这份备忘录性质的意见提纲里,提出了五点意见:(一)要同时提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二)当前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三)取得议会的多数,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国家机器;(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不能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五)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模糊我们同社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原则界限。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6月初,铁岭以北、长春以南,中长路两侧分散孤立的敌人据点已被肃清,四平市已完全孤立。前线部队指挥员判断四平守敌只有一万八千人,建议攻取四平。林彪早有此意,他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6月14日,前线部队发起总攻,历时十五天,将四平守军压缩至市东北一隅。这时,情报查明,四平守敌实际为三万四千人,且有空投接济,弹药尤足,而沈阳、长春两个方向的敌军共计十个师的兵力已出动增援。联军攻击部队遂于6月30日撤围。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其宣言,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初步统一了社会主义各国的认识,使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人心波动、思想混乱的局面有所改变。

  又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进攻。此次战斗歼敌一万七千人,联军自己伤亡一万三千人。对于作战失利的原因,除情报不明外,从总指挥部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决策轻率。虽然在战斗发起前,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出了《四平战斗应注意事项》,但实际上有轻敌思想,总部首长也没有亲临前线指挥。林彪、罗荣桓对此承担了责任。

  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十一月十六日,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空前盛会。

  1947年9月至11月,林彪又指挥发起了“秋季攻势”,歼敌六万九千八百人,攻克城市十五座,扩大解放区面积三万八千平方公里、人口二百六十万,又一次打到四平前沿。迫使敌军龟缩于北自吉林、长春,南至鞍山、营口,东至抚顺,西到阜新、锦州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

  会议一致通过了《和平宣言》。宣言针对西方国家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威胁”为借口,奉行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冷战政策,旗帜鲜明地提出:“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战争是可以制止的,和平是可以保卫住和巩固起来的。”“无论哪一个共产党或是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发动战争和对别国进行军事攻击的动机,都没有掠夺别国土地的动机。”“社会主义各国并不想用暴力把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任何一国人民。它们坚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是它们也知道,社会主义不能从外边移植,它应该首先是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力量进行国内斗争的结果。”宣言率先提出立即停止核试验、无条件禁止生产和使用核武器的建议,并提出“给世界以和平”的响亮口号。①(①195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随后,林彪挟“秋季攻势”的余威,又发动了“冬季攻势”。在持续九十天的作战中,东北民主联军沿四平至大石桥的中长路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线展开攻势,一举攻克敌军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四平和其他十八座中小城市,歼敌十五万六千人,使敌军龟缩到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座孤城中。

  与会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包括中国代表团在内,共同签署了这个宣言。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竟成了这些享誉中外的军事家身败名裂的滑铁卢。

  这个会议共开了三天,十一月十九日结束。在十八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集中论述国际形势和团结这两个问题。

  熊式辉,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东北九省保安司令。他们以众击寡,以强凌弱,联手“追剿”林彪。干了一年多,损兵三十万,将一度占领的大城市大部丧失,被撤职查办。

  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现在国际形势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陈诚,国军参谋总长,是蒋介石称赞为最有办法的智将。接任东北行辕主任后,踌躇满志,扩充军队,调运物资,不断地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周密的军事计划,赢得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片喝采。可惜,此公志大才疏,上阵没有几个回合,就被东北联军打得灰头灰脑,处处被制,国民党在东北的地盘被压缩到长春、沈阳、锦州及其附近十来个城市,国军中最为精锐的第五军被林彪嚼得连骨头渣都不剩。陈诚自知不是对手,智穷计竭之际不惜装病请辞。

  他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的十件大事,来证明上述的判断。这十件大事是:苏联在打败德国、日本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美国只好坐视蒋介石失败;朝鲜战争,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越南战争,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认输;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对埃及的进攻被制止;苏联制止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冒险;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把美国甩在后面;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等国。

  蒋介石无奈,只好再次走马换将,祭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卫立煌。与卫立煌同在陆军大学深造过的符昭骞对同窗好友有一段精采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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