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揭丑事惊慑佞臣心

作者:亚洲城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它的基础,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宣传提纲指出:“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①(①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1页。)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②(②毛泽东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lO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f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1页。),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十月初九,年羹尧带着他的扈从回到了北京。

  在郑州年羹尧的行辕里,胡期恒可逮住了告状的机会。有年大将军为他们撑腰,他还有什么可顾及的。当下,便添油加醋地告了田文镜一状。说他怎样欺压同僚,怎样擅借库银,如何勒索官员捐输,又怎样借晁刘氏的案子挤兑藩臬二司……“大将军不知,如今,在田某人的眼里,这河南地面上,除了张球竟然没有一个好人!张球是什么人?他不过是山东阿城的一个无赖。他有个外号叫‘张大裤衩子’,是个专在茶肆酒楼寻衅闹事、吃蹭饭的家伙。原先他投奔大千岁当长随,放出来作了一任归德县令;大千岁倒了,他又落井下石,改投了三爷。现今大概是瞧着三爷也不得势,又一头扎进了田文镜怀里。这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嘛,偏偏田文镜就爱他!说起来好笑,只是因为他拿出了几十万两银子给河工。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他发的是昧心财!田文镜逢人就说,张球此人如何如何的好。可他却不知,张球的底细全在我心里装着哪。上次我向田文镜说了张球的事,他要我拿出证据来。我说,时候不到,到了能说话的那一天,谁也阻挡不了!”胡期恒越说越来劲儿,说得唾沫四溅,面色通红,“田文镜是河南地面上的独夫,他是存心要把这里的官员们一网打尽啊!连他的几个师爷,都上我那里抱怨他,说‘我们东家昏了’。车铭,我说的有错没有?”

  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旧中国,在腐朽的反动政权统治下的旧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只能是一种梦想。“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资本主义工业化这条路也无法实现。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反动政权,扫清了道路,中国才获得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国家工业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目标。

  他其实并不想回来,九爷和他商量的事情,还没有一点眉目,他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所以,他想尽了办法,一再拖延着。先是奏请皇上要“稍延几日”,说他要在西宁处理大军越冬事宜。皇上立刻发了谕旨说,“召尔进京,即为大军越冬之事有所筹措”,年羹尧想不通,这是应该在西宁办的事情,为什么要我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去呢?他又换了个理由,说自己病了,请求宽限几日再上路。雍正一见这奏报笑了,好嘛,想装病,那好办。他马上下令,让太医院派出十名御医,星夜兼程地赶到西宁,“给年大将军瞧病”。这一手真叫绝,年羹尧就是有再多的藉口,也说不出话来了。甚至可以说,他已无处可躲,也无处可藏,非要立刻回京去见皇上不行了。

  车铭心里有底,他只拣对自己有用的说:“大将军明鉴。田文镜扣着臬司衙门的二十多号人,起因就是晁刘氏这个案子。他擅自革了我和胡期恒的职,说我们是‘私通僧尼,通同卖放’,还要让淫僧淫尼们去和官眷们对簿公堂。这不但有损官体,也不合大清律嘛。可他田文镜就是那么一尘不染吗?他的几个师爷。也都曾收受贿赂,过问官司。人们能不能就此推理说,他田某人自己不好出面,却让下面的人去包揽词讼呢?”

  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①(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年羹尧并不害怕回京,他有什么可怕的?皇上和他之间,不是一般的关系,那是在多年的交往中凝聚起来的主仆情谊,君臣情谊,是亲人之间的感情啊!不错,最近一段时间来,情形有了变化。有一些胆大包天的人,在皇上面前告了他的状,甚至说他“不是纯臣”。光是这话,也吓不倒年羹尧。是不是纯臣,不能光由别人说了算,自己也有理由辩解。他觉得,只要把话说到明处,该认错的认错,该解释的解释清楚,哪怕天大的事情,也就可烟消云散的。也许还会有人告他和九爷勾结,但这事是要有证据的。他和九爷之间,只是商量过几次,并没有付诸行动,谁又能知道底细?不好说的,只有刘墨林之死这件事。刘墨林在皇上那里深得信任和重用,他刚到西宁就被人不明不白地害死了,身为大将军的年羹尧难辞其咎。至少,你也得向皇上说清楚,刘墨林是怎么死的?刘死后自己采取了哪些办法来缉拿凶手,又为什么没有拿到。年羹尧知道这件事是逃不过去的,但他拿不定主意,是只向皇上认个“保护不周”的错,还是主动地承担一些罪责更好呢?

  在一旁听着的刘墨林插言问:“田文镜此人我不大熟悉,假如你们所说是实,真是骇人听闻了。他这样做,图的是什么呢?”

  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②(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年羹尧迟迟不想动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原因,说白了,他是在等待!至于等什么?他却说不太清。也许是等着看看八爷能不能把十四爷救出来?也许是想看看皇上为什么改变了对自己的态度,好在进京前未雨绸缪。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模模胡胡、蒙蒙胧胧的事,却在可知与未可知之间,让自己心里不踏实。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他不想马上去见皇上!皇上那阴鸷刻薄的性子,那事事计较的挑剔,让年羹尧觉得压抑,觉得心寒!

  车铭大声说:“刘大人,您真是一语中的!田文镜拿着通省官员不当人看,说穿了,是残刻,是急于敛钱去邀恩固宠。他这是得了‘官痨’、‘钱痨’!”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七大时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而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任务已经紧迫地提上议程。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不仅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而且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后者比起前者,任务更加艰巨,意义更为深远。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变化,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在一些批示中,不断地指出,提醒全党高度重视并采取步骤加以实现的,正是毛泽东。

  不管怎么说,他还不敢抗旨不遵,也还得快马加鞭地赶到北京。而且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一早,就到紫禁城递了牌子,说要请见皇上。凭他的身份和资历,凭他的圣眷之隆,他觉得这只是走个过场的事,皇上会马上停下别的事情,亲切地接见他的。但出乎意料,他第一次碰上了个不大也不小的钉子。太监回来说,皇上正在忙着,让年羹尧先去见见张廷玉。年羹尧只好去找上书房,不料刚走到半路,又被侍卫拦住了。他们说张相不在这里而在军机处,有事你到那里找吧。年羹尧没法,只好再拐到军机处来求见张中堂。更出乎他的意料,他刚来到门口,就又被挡了驾:张相正在见人,请稍候。年羹尧这个气呀,他真想就这样闯进去,看你们敢把我这大将军怎么样!可是,他刚要抬脚,却一眼瞧见这里立着一块铁牌子,牌子上皇上亲笔书写的一行大字赫然在目:“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非奉公允召不得擅入,违者斩”!他愣在那里了,进是不能进了,退吧,面子上又下不来,只好站在风地里干等着。这一等就是半个多时辰,才见里面走出一个人来,却是新任的直隶总督李绂。年羹尧认识他,本想上去说说话。可是,侍卫在一旁催上了:请大将军快点进去,张相忙得很,马上还要进去见驾呢!好嘛,两次进京,上回是满朝文武迎出几十里,皇上亲热得如同自己的家人。这次进京,却看到了这么多的冷眼,受到这么明显的冷遇,他真有点不知所措了。

  刘墨林笑了:“昔日仓颉造字而鬼哭,因为鬼不识字;周景铸钱而鬼笑,则是因为鬼爱钱。现今有人既识字而又爱官职、爱钱财的,那他死了以后,必定要化成吃人的厉鬼了。

  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是从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的。他同“实业救国”论划清了界限,又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给秦邦宪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①(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07页。)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还没有获得政权,但他从理论上已十分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机器工业(也就是大工业)为基础。没有大工业,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灭亡。

  张廷玉一见年羹尧走进来,倒是十分亲切:“亮工来了吗?快,到这边来坐。昨天听说你来了,我本来要去看你的。可是,却有人来与我谈事,而且谈得很晚。你看我,也是没有一点自主,每天都在这里与人打擂台。”

  一言出口,四座皆笑,连神情严肃的桑成鼎也绽开了笑脸。可是,年羹尧却不但没笑,还听得很认真、也很仔细。这次他进京,几次见到雍正皇上,都听他不住口地在夸赞田文镜。年羹尧还在怡亲王那里听说,如今邬思道也在田某人的幕府中做事。年羹尧想来想去,不论胡期恒和车铭有多大的怨气,自己也不能为了他们俩和田文镜脸。翻了脸,就和皇上唱了反调,也得罪了邬思道。那是不明智,也不划算的。想了一下,便用息事宁人的口气说:“说归说,笑归笑,”田文镜此人做事认真,还是可取的嘛。现如今天下官员中肯认真做事的太少了。皇上着重他的也就是这一点。据你们所说,我以为,他自己还是清廉刚正的,只是受了小人的蒙蔽罢了。你们有苦尽可在我这里诉,但想扳倒田某人,恐怕还办不到。你们的话,我都要奏明当今的,皇上圣明烛照,自当有所处置。你们且耐心地等等,时机一到,朝廷就会有明文的。好了,总说田文镜的事,让人憋闷,说点别的吧。这次我进京、保了胡兄一本,大概他要调离河南;车大人呢,吏部的人和我通了气,也要调开。你们和田文镜闹得这么僵,我看挪个地方未必不是件好事。你们说是吗?”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的愿望,也是毛泽东一生追求的目标。

  年羹尧并没把这位相臣看在眼里。论官职,俩人都是一品;论爵位,年羹尧着一级,张廷玉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当然不肯行什么礼,甚至进来之后,连看都没有正眼看一下张廷玉。他以几乎是嘲讽的口气说:“是啊,是啊,我知道,你是每天都要和人打擂台的。这不,刚和别人谈完,我就来了。告诉你,我也同样是招人讨厌的呀!”

  胡期恒一听说让他离开河南,连忙称谢说:“大军门抬爱,胡某感之肺腑。河南这块地方,我是一天也不想再呆下去了。不知要调我们去哪里,大将军能否透个信儿?”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还不可能立刻着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始终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反复思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具体步骤。他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就是指导经济工作和工业建设的行动纲领。

  张廷玉似乎对他的牢骚并不在意,仍是亲切地说道:“唉,你瞧北京这天气,刚入冬就这么干冷。亮工,你昨天夜里休息得还好吗?”

  “哦,车兄平调湖广,你嘛,大概要去四川当巡抚。不过,我的话不能作数,等圣旨下来,你们自会明白的。”

  为筹划国家工业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年羹尧笑着说:“廷玉,你觉得冷吗?你们北京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敢说,你既然没去过我那里,就没见识过真正的寒冷。现在的西宁,早就埋在雪窝里了。而且从现在一直到明年二月,都是冰天雪地!如今,我们粮食不够,烧柴也不足,叫兵士们怎么过冬呢?别看没有敌人包围,可没吃没烧的也照样能困死人!张相,我请你多替军士们想想,有机会时,也请在皇上面前为我们多说几句好话。”

  车铭一听这话可不高兴了。他和胡期恒之间,平常并不亲热,只不过为了和田文镜斗法,才联起手来。现在,胡某高升天府之国,而他却平调湖广,显然是年羹尧从中做了手脚。他心里有气,又不好明说。便抓住扣押臬司人质的事作文章:“下官多承大将军关照。离开河南对我来说,早就是求之不得的事了。不过,士可杀而不可侮。田文镜扣着臬司衙门的人,就是不把我们俩看在眼里,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了。此事,还请大将军从中周旋。”

  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泽东自始至终地指导着这一工作的进行。他多次主持会议听取和讨论工作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仔细审阅一个又•个计划草案。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等重大问题,都是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确定的。

  张廷玉说:“是啊,是啊。我看到了下边送上来的驿报,说今年的雪下得特别大。是吗?”

  “对对对,车大人说得有理。我这就写札子,让田文镜立刻放人。”说着,他命人取过笔墨来,不假思索地一挥而蹴,写完后,又略一审视,让桑成鼎在上边加盖了关防。刘墨林对这事却不能不管,他笑嘻嘻地走上前去,索要过来看时,只见那札子上写着:

  中国的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既缺少资金,又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足够的建设人才,对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完全没有经验。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全面封锁的条件下,惟一可能取得的帮助是来自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完成的。

  “确实不错,雪大得连军粮都运不上去了。”

  大将军年,咨尔河南巡抚田文镜:晁刘氏一案扣留法司衙门公职人员,殊失鲁莽,甚骇视听!着即见令释放,秉公依律审理,此令!

  一九五二年八月,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前往苏联,征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意见。

  说者无心而听者有意。年羹尧自以为是在这里闲谈,哪知,话刚出口,就被张廷玉抓住了把柄:“是呀,是呀,你说得真对。北京人也吵吵着冷,可哪里知道下边的苦啊,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饱汉不知饿汉饥’了。所以,皇上才想把兵士们调开一些。嗯——汝福进驻平凉;王允吉撤回陕西;魏之跃调防川南。皇上说,这叫做以军就粮。开始时,我还不明白。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才懂了,皇上真是圣虑周详啊。”

  刘墨林看罢一笑说道:“好,大将军一笔好字,令人钦佩!不过……学生以为,将军以军令去干预民政,似乎是有点不大合适吧?”

  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等回国。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等关于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会议就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等进行了讨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为五年计划的制订确定了根本指导思想。五年计划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

  年羹尧听了大吃一惊,怎么,皇上要借冬季缺粮来调走我的部队吗?这样一来,我这个大将军岂不变成了空架子?他猛然想起,九爷曾经感触很深地对他说:别看你如今圣眷正隆,可是你已经走到尽头了,九爷这话果然不错!历朝历代的君王,哪个不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雍正是个刻薄的皇帝,他更不能不这样。拆散部队,调开主力,这就是个信号,也让自己看清了皇上的阴谋。一阵凉意突然袭上心头,看来,皇上就要杀掉他这只老狗了。

  年羹尧想不到他一个小小的参议,竟敢说出这样的话来:“怕什么?我节制着十一省军马,河南巡抚管着河南的军务,他不也是我的麾下吗?老胡,你们把它带回去交给田文镜好了。”说完,又恶狠狠地看了刘墨林一眼。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告诉刘墨林,以后少管本大将军的闲事!

  这年年底,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指示中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

  年羹尧后悔,既后悔不该回来,又后悔不该对张廷玉说那番话。咳,今天真是大意了。带了大半辈子的兵,大江大海都过来了,却没想在小河沟里翻了船!自己刚刚说过了外无仗打,内无粮草的话,现在,收是收不回来了。听张廷玉这话音,自己的三大镇兵力,全都要被皇上吃掉,他真心疼啊!我几十年惨淡经营的血本,哪能轻易地就交了出去?与其我向你交出军权,何如把军权再交还给十四爷?他思忖再三又说:“唔,这样恐怕不大好吧。把我们的兵全都调散,来年春天,万一罗布叛军卷土重来,我们就将措手不及了。再说,这样大的事,我得回去亲自处置,才能保得不出乱子。”

  年羹尧估计错了。刘墨林只是撂出这句话来,就埋头看他的书去了。年羹尧心里猛然一惊:嗯,这小子是怎么回事?他忽然想起皇上再三叮嘱的那句话:一心办好军务,别的事不要多管。难道,皇上早就在忌讳我过多地插手民政了吗?一丝不安,掠过他的心头,使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48页。)

  张廷玉心里明白,年羹尧的话只是一个藉口罢了。但他却并不点破:“那也好。不过,这事要改变,还得请示皇上。皇上今日斋戒,还要去拜社稷坛,未必能抽出空来见你。你先回驿馆好了,皇上有空,就随时召见;不然,就得到明天了。明天皇上有空,是一定会见你的。”年羹尧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垂着头,唉声叹声地走回了驿馆。

  车铭和胡期恒不虚此行,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年羹尧发了话,虽说比不上圣旨,可也差不了多少。他跺跺脚十一省乱颤,就是京师的那些王公贵戚们,谁敢和年羹尧抗膀子?别看他田文镜刀枪不入、油盐不浸,军帖一下,他从此就别想在河南站稳脚步!只要臬司的人放出来,晁刘氏的案子就没法再审,它也就会成为一个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案、死案。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通过怎样的途径,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五年计划编制者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他们很费思索的一个问题。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不外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和国内实际状况(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轻工业虽有一些,开工还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讲到: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9页。)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我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送走了年羹尧,张廷玉进到大内来见皇上。他还没走到门口呢,就听见里面传出皇上训斥人的声音。张廷玉走进去时看到,挨训的正是穆香阿他们几个侍卫。张廷玉知道,这十名侍卫都是原来派到年羹尧军中的。当时,皇上对他们抱着很大的希望,想让他们既能监督九爷允禟,又能看住年羹尧。不料,他们却不争气,还没到半路,就被九爷用银子买通了。到了西宁又被年羹羹尧吓得半死,全都变成了年的奴才。雍正皇上万万没有想到,穆香阿他们会这样的窝囊。在年羹尧进京演礼时,这些侍卫被当作仪仗队,走在队伍的前边。这是僭越,是非礼,是给皇上丢人哪!所以,年羹尧回西宁时,皇上不但没有让他们再跟着,反而把他们几个撂到一边了。几个月来,既不派他们的差使,又不给他们好脸色,今天要不是年羹尧又回到京城,要不是皇上又想启用他们,还不会叫他们进来呢?对付这几个侍卫,皇上有用不完的手段,那还不是想怎么调理,就怎么调理呀。

  他们没在郑州多停,而是连夜骑马赶回了开封。胡期恒也不回他的臬司衙门了,准备就在车铭那里稍事休息,然后去拜会田文镜。先亮出年大将军手谕,要他立刻放人,别的事情以后再说。他们想的倒是很好,可还没坐稳,车铭的钱粮师爷万祖铭就闯了进来,跺着脚埋怨说:“哎呀,东翁,你怎么才回来?晚了一步,晚了一步啊!”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主要来自农业的积累。这是由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从掠夺殖民地来取得资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而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一九四九年是百分之六十八点四,一九五二年是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直到“一五”计划最后一年的一九五七年,还占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八。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73页。)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了尽可能照顾农民的利益,国家采取缩小剪刀差的办法,使工业发展得到的一部分利益返回到农民身上。但毕竟还是要较多地取之于农民,否则就没有工业化可言。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内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②(②梁漱溟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1953年9月11日。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页。)

  张廷玉刚走进来,就听雍正恶声恶气地说:“朕算什么皇帝,年羹尧才是你们的主子呢!如今他回来了,就住在驿馆里。你们要拍马屁,现在机会正好,快去吧!”

  车铭还没有缓过神来呢,忙问:“什么晚了一步?我怎么听不明白?”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彭德怀讲完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地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他说:

  穆香阿连连磕头说:“皇上明鉴,奴才等不敢辜负了皇上的恩德、更不敢自外于皇上啊!奴才等在年大将军那里时,确实没听见他说过什么不规矩的话。他要是说了什么,打死了奴才也是不敢替他瞒着的。皇上刚才提到奴才等给他摆队的事,那不是奴才愿意干的,奴才们也是没办法呀!皇上让奴才给他当差,听他的节制。他的军令又那么严,奴才们敢不听命吗?求皇上体恤奴才们的难处和苦处。”

  “咳,晁刘氏的案子已经审结了。前天晚上,田大人那里的师爷们就送来了信,叫我们想办法。可是,二位大人去了郑州,我们几个又上不了台盘。急得我们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却又不敢声张。事情已闹到这一步,怕是想捂也捂不住了,可怎么收场呢?”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

  雍正瞧了一眼张廷玉说:“廷玉,你来听听,他们还敢说没有辜恩!朕叫你们到他军中学习,一来是为了大清江山永固,想多栽培几个人才来以备不时之需;二来,也要你们看到年羹尧有什么不是处,就向朕报告。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是一边给他当差。一边又给他当奴才。替他摆仪仗之事尚可饶恕,听说还有人给他提便壶,真是荒唐到了极点,无耻到了极点!还敢说什么‘没有自外于皇上’,‘没有辜恩负义’,难道朕就是那么好糊弄的吗?”

  车铭冷笑一声说:“慌什么,不定是谁收不了场哪!去,叫衙门的师爷全来,待会儿我们一同去巡抚衙门。”

  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

  穆香阿等不敢出声了。

  “哎呀,他们要是能来,我还着什么急呢?他们……早就被田大人给扣下了!”

  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

  雍正问:“年羹尧收留了十名蒙古女子,藏在后帐,做为自己的侍妾,此事有也没有?”

  “什么,什么?”胡期恒吓了一跳,“他田某人好大的胆子,竟敢把藩司衙门的人也扣了?他凭什么这样做?”

  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

  “回万岁……有的……”

  万祖铭吞吞吐吐地说:“车大人临走时交代说,要我们藩司出几万银子,先买住晁刘氏撤回诉状。没了苦主,这官司还怎么打?这本是个釜底抽薪之计,用起来不费事的。可是,不知是那晁刘氏不愿意,还是我们派去的人没本事。去一个,没见回音;再去一个,还是不见回来。我觉得事情有些怪,便派老李头亲自去。我和他约好了,到天擦黑,他要是还不回来,就是出了事,我们这里好赶紧想办法。这不,大长一夜都过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还不是出了事吗?我琢磨着,肯定是晁刘氏那娘儿们把我们卖了!”

  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他与九爷以主仆之礼相待,有没有?”

  胡期恒跺着脚说:“咳,亏你还是绍兴师爷,这大清律竟然一点都不懂!我的臬司衙门里有的是刑名师爷。你也该去请教一下嘛。这又不是闹家务纠纷的小事,哪能私和私了呢?”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也有的……”

  车铭却不慌不忙地说:“老胡,你别怪他,这事是我定下的。我原来想,只要能撤掉晁刘氏的案子,就可一了百了的。现在我们不要乱了方寸,巡抚衙门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形,我们一齐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他的戈什哈到外边,知府以下远接高迎,敬如上宾,这事儿有没有?”

  车、胡二人来到巡抚衙门时,天才刚刚放亮。可是,开封府街面上,与往昔已是大不相同了。只见一街两巷,到处是警戒的兵士,持戈挺枪地在巡逻。空旷的巡抚衙门照壁旁,几十名官员,鹄立在仪门边,一个个心神不定,有的还在窃窃私议。车、胡二人下了马,冲衙役们问道:“这里出了什么大事吗?田中丞现在哪里?”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①(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05页。)

  “这个……奴才们没有亲眼瞧见。不过,这些亲兵从外边回来后,见人就吹,奴才们倒是听到过。奴才觉得,他们不过是耍骄兵悍将的脾气,仗了年羹尧的势力,作福作威罢了。所以只劝说过年羹尧,却没向主子报告。奴才们现在知道错了,求主子宽恕。”

  “回藩台大人,今儿个田中丞要大出红差,人犯已经押到了。中丞爷现在签押房里,正和几位师爷说话呢。”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二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当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强调当前利益而妨碍长远利益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来,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泽东这段论述,有利于人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方针的认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如何恰当地处理,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如何具体掌握,做到适度,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说得轻巧!”雍正张口就驳了回去,“你以为朕就听信你们这些屁话了吗?对你们几个,朕竟不知说什么才好。你们用这样的心肠来事君,朕真是担当不起。快滚吧,回去好好侍候你们的大将军才是正经。别在这里让朕看了恶心,滚滚滚,都给朕滚了出去!”

  车铭平静地一笑又问:“哎,那里堆着那么多的柴草,是做什么用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五”期间,主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骨干工程。这些项目,无论就其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十名侍卫被皇上骂得狗血喷头,一个个跪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张廷玉上前来说:“主子既然让你们去见见年羹尧,你们去一下也好。他总是带过你们,他回京来述职,你们知道了却不与他照面也不大好。”

  “回大人,小的不知。这是昨儿个夜里,田中丞吩咐让预备下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决不意味着忽视其他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出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50)

  侍卫们喏喏连声。雍正又说:“朕把话说到前边,他既然是你们的主子,朕今天这话,你们就赶快学给他听。他手里有的是银子,不像朕这样小气。”

  车铭看了看柴山,回头又看了看站得笔直的官员们,对胡期恒说:“好,咱们就去见识一下,看中丞大人有什么别出心裁的手段。”

  一九五四年三月起,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四月,毛泽东审阅了陈云提交的《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并批送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审阅。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乘专列离开北京,经三天行程,十一月三日到达广州。周恩来是晚几天乘飞机来到的。这次到广州主要是集中力量审议五年计划草案。毛泽东在这里整整呆了四个星期,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回到北京。

  穆香阿连忙说:“主子圣明,奴才好歹也是上三旗的正正经经的满洲人,怎么能那样做呢?皇上就是给奴才们十个胆子,奴才们也不敢向他多说一句话。求皇上给奴才们一个机会,断不至于再给主子丢人了。”

  田文镜一见他俩到来就说:“哦,车大人和胡大人来了,你们回来得正是时候。晁刘氏一案,已于六天前审理终结。兄弟将案情直报进了上书房,皇上发下了六百里加急谕旨。请二位老兄先看看,今日在下就要依旨处决犯人了。”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同年七月三十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过审议正式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良好开端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雍正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又说:“你们都听清了:年羹尧为国家建立了功劳,朕并没有叫你们去刻薄他。至于敢不敢向他透风,全在你们自己了。朕恨的是你们的心,是你们没有把心放在朕这里。去吧!”

  车铭带着微笑,边看边说:“田大人雷厉风行,数年沉冤了结于一旦,实在让人钦佩……”他接过那封御批文书来,不料刚一例览,就笑不出来了。原来,那朱批上写道:

  正当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需要全党团结一致地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共产党内出现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严重事件。这是毛泽东所没有料到的。

  雍正一直眼盯盯地看着他们走了出去,这才转过头来说:“这些人说来也都是亲贵子弟,祖宗还都有血战功劳的。可是,你瞧他们,一个个竟成了花花太岁!真真是气死人了——唉,不说他们吧。廷玉,你见过年羹尧了吗?他都说了些什么?”

  览奏不胜惊骇。清平盛世,昭昭白日之下,竟有此等怪事,真可与当年圣祖南巡时,伪朱三太子毗卢庙之事类比,令人毛骨悚然!即令该抚不必墨守成规,唯以昭天理、顺民心为准绳,速处极刑。堂堂省垣之下,出此丑事,法司衙门平日所干何事?着胡期恒明白回奏!晁刘氏告状三载,通省官员岂有不知之理?即着尔田文镜宣旨,全省官员皆降两级,罚俸半年。钦此!

  高岗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二年底调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三年调北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正在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酝酿党和政府领导机构的调整和人选问题。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饶漱石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到,便加紧进行阴谋活动,集中反对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刘少奇、周恩来。

  张廷玉详细地报告了他和年羹尧的谈话,最后又说:“万岁。看来,年羹尧很不同意以军就粮的主张。他的话,还是有一些道理的。所以,臣没有马上答复。臣细心地想了一下,这样做是有些不妥之处,一来,明春如果部队需要重新集结,往返折腾,化费太大了些;而且,这样做,好像专门为了撤掉年羹尧似的,也容易引起误会。”

  可以看出,雍正皇上在写这份朱批时一定十分生气。那一笔龙飞凤舞的狂草,朱迹淋漓,一气呵成,语气之严厉,更是前所未见。车铭看了以后,又转给了胡期恒。胡期恒不看则已,一见皇上在这份朱批中,明白无误地点了他的名字,脸色马上就变得苍白了。他颤抖着将朱批交还田文镜说:“请中丞具折先行禀报皇上,胡期恒知罪。但此中情由一言难尽,容下官回衙后,再细细地写成奏折,回奏皇上。”

  高岗对刘少奇的嫉恨由来已久。建国前夕,刘少奇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有“左”的错误。高岗心怀不满,在当时任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的柯瓦廖夫面前毫无事实根据地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柯瓦廖夫随即写信报告斯大林。高岗还搜集刘少奇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整理成系统材料,并称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后来,他发现毛泽东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问题上,和刘少奇有不同看法,便认为刘少奇的地位将发生动摇。

  雍正想了一下说:“不立即把年的军权解除,朕怎么能放心呢?汪景祺和蔡怀玺他们要劫待允禵,总要有个去处吧。汪景祺是从年羹尧军中来的,朕能断定,此事与年定有重大关系。再说,允禵也不是个平常的人,他不去找年羹尧,难道还会去落草为寇吗?”

  车铭也没有想到,田文镜一见面就是一个下马威。他心里慌乱,却又不甘就此服软。在椅子上略一欠身说道:“藩司衙门虽然不过问官司,但前任和现任的开封府尹都是从卑职那里派出的。万岁既已降旨问罪,卑职难辞其咎,自然也要具本奏明圣上的。不过,这件案子拖得太久了,牵连的官员也很多。如果把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全都翻腾起来,怕是要引起官场轩然大波的。卑职日前见到年大将军时,他也十分关注这个案子。年大将军的意思是,穷治一下这两座黑庙,绥靖地方治安也就足矣。他特地让我们带来一份手谕,请抚台过目。”说着,把年羹尧的手令双手捧着,递了上去。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为减少层次,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还重新明确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归口分工:外交工作(包括外贸、侨务等)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及重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门由高岗负责(由此以高岗为主席的计划委员会,有“经济内阁”之称);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负责;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等由邓子恢负责;劳动部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些决定,是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商定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体领导,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但在利欲熏心的高岗看来,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在削弱周恩来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而扩大高岗的权力。

  张廷玉说:“皇上的担心不无道理。据臣看,年和汪之间,只能说是有些连系,并没有挑明;或者虽然挑明,年某并没有认承什么。这件事,要等汪景棋的案子审明以后,才能完全定下来。所以,臣以为此事不宜急,也不需要急,应该再多看看,多想想。十四爷的事情虽然令人生疑,也要完全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后,才能作出决断。但因此就把年羹尧留在京里,对朝廷的名声却不大好。朝廷不能只凭臆断,就扣下了年羹尧这样的大臣。不管他年羹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管他有没有异志,是不是和皇上生了外心,都要用事实来说话。没有证据就扣人,无论怎么说,也是不妥当的。皇上要他回来述职,他开始时有点推诿,但后来总还是应召回来了嘛。今天年羹尧的话,倒是给臣提了个醒儿。与其调兵,不如调官更合适也更容易。臣以为,眼下就把年的三个都统全都调开,调得远远的,然后再由岳钟麒保举几个人来接替。这样年手中的兵权,实际上已被解除,也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田文镜看了,随手又转给几位师爷,自己却说:“年大将军节制十一省的军事,可是,却没有旨意要他过问法司民政啊。案子办到这种程度,我只能秉天理,循王法,而不能想到其它。不错,我这里是扣了臬司衙门的二十三名人犯。可他们都是有重大嫌疑的人,本抚既已全部缉拿,就必须并案处置。试问,他们早不拿人,晚不拿人,偏偏我准了晁刘氏状子的当天夜里,他们就去捉人,不问清怎么能行呢?再说,他们既没有我的宪令,又没有开封府的传票,私自抓人,岂不是胆大包天,目无国法?期恒兄既然今天也在这里,我正好请问一下:这些人半夜三更去抓人,是不是奉了你的令旨呢?”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高岗找到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说毛主席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央正式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又同饶漱石谈过。在高岗看来,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人,他认定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搞的,便到处散布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利用名单问题大做文章,在党内进行挑拨。

  胡期恒从见到皇上朱批后,心里早就发毛了。原来他还想揽过这事来,可现在又不敢伸头了。万一自己说的与衙役们对不上号,不也要“并案处置”吗?他干笑一声说:“田大人明鉴,出票拿人是巡捕们的事。他们只需在捉人前,和我的师爷们打个招呼就行。臬司有时一天要接十几个案子,我哪能管这些小事?巡抚衙门扣了臬司的人,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高岗首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发难。他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诬蔑中央有“圈圈”,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他特别着重攻击刘少奇,同时鼓吹他自己。饶漱石也在这个时候同高岗站在一起反对刘少奇,所谓“圈圈”问题就是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来的。饶漱石先是在中央组织部内部,向被他认为是刘少奇“圈子”里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发动无理的斗争,随后在一九五三年九、十月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搞了直接反对刘少奇的斗争。

  “唔,这就好办了。今天要结案,我有几句心腹话想直言相告。我是朝廷特简的封疆大吏,受恩深重,自当勉力报效。所以,此案无论牵连到谁,也全要秉公循法处置。这二十三名人犯已经招供,他们确实连巡捕的牌票也没有的,因此绝不能轻纵!慢说年大将军无权干预此事,就有权我也不敢奉命!常言说得好,将在外君命尚且有所不受哪,何况年大将军并不是皇上,更何况兄弟只能对朝廷负责!年大将军若有怪罪之处,全由我来承担好了。这一个多月来,我这巡抚衙门里除了河工之外,全衙上下,都是在熬审这些僧尼。有些事,关乎官场闺闼,真是丑得令人发呕。假如一定要在下抖落出来——”说到这里,他瞟了一眼车铭,长叹一声,突然停住不说了。

  全国财经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提出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的阴谋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刘少奇。他捏造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不满意。还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高岗搞政治局。在另外一种场合他又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一九五三年十月,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游说,加紧篡党活动,散布大量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说什么“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制造“军党论”,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去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他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

  十二月中旬,正当高岗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党、妄图夺取党和最高权力的严重时刻,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的阴谋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作过详细的叙述,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①(①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页。)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外出休息。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轮流;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面目又进一步暴露。

  对于高岗自全国财经会议以来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已有所察觉,但还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当他一旦发现高岗在搞阴谋,便立刻警觉起来。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①(①陈云写的一份揭发林彪的材料,1971年10月8日。)这样,高岗问题就在小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中捅开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审阅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一段话:“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t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指名地批评高岗。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高、饶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旬以来,毛泽东进行了十分紧张的工作。十二月十七日,与陈云、邓小平谈话(后加周恩来)。十八、十九日,与周、陈、邓连续两次谈话。二十日,与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与刘少奇谈话;与周恩来谈话。二十一日,与朱德谈话;再次与陈毅谈话。二十二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二十三日,与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当天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①(①转引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1955年3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8页。)提出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人们都会掂量出毛泽东这个话的政治分量。

  鉴于高、饶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一事实的发生;鉴于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一部分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毛泽东提出增强党的团结这一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这一年来,毛泽东集中精力解决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为实现总路线而采取的许多重要政策,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随后,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又作出解决高、饶问题的决策,并且在作出部署后,交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负责处理。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四中全会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召开的,会议的方针和内容也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的。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从杭州写信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说:“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此报告“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18、319页。)同时,毛泽东又单独写给刘少奇一封信,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7日。)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再次致信刘少奇,重申四中全会的方针:“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③(③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22日。)

  四中全会贯彻了毛泽东的意见,对高岗、饶漱石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但高、饶并未幡然悔悟,高岗还以自杀的行动,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

  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并在会议最后一天作结论。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将高、饶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高饶事件的发生,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触动,他在两个问题上感触特别深。一是察人识人之难;二是骄傲情绪的危险。毛泽东长期以来对高岗、饶漱石(特别是高岗)的工作是信任的,满意的,并委以重任,没有想到他们会辜负党的信任,串通一气,阴谋反党。毛泽东在党代表会议的结论中说:“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加1—403页。)毛泽东在同陈毅谈话时,用一句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来表达他的这种心情。②(②《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500页。)毛泽东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是,要戒骄戒躁。防止骄傲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讲,全国胜利前夕又讲。高、饶事件的发生,更使他感到,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是对党的团结的最大危险。他在结论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个人主义的骄傲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说:“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他告诫全党同志,首先是老同志,要夹紧尾巴做人,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③(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加1—403页。)

  鉴于高饶事件的教训,经毛泽东提议,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会议选举产生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前进了一步。

  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的第一次严重党内斗争。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受到教育。对于受高、饶影响而犯了错误的人,在处理上是慎重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对这些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无锡,对陈毅曾说过: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①(①《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496页。)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②(②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294页。)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是一次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党内斗争。中国共产党因此更加团结了,更有战斗力了。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不仅是加强党的建设、增进党的团结的大会,而且是全面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动员大会。

  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

  在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总任务,在大约几十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的宏伟奋斗目标。

  他说:

  “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

  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

  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

  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

  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

  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

  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

  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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