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乔引娣冷面对君主

作者:亚洲城

  这年秋天,孔子由负函返卫。
  卫国的君位终于还是由卫灵公的孙子辄继承,这就是卫出公,也称卫孝公。辄的父亲蒯瞆在晋庇护下流亡在卫晋边境。这时卫出公在位已经三年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安定,孔子在卫做官的弟子们纷纷邀请孔子返回卫国。孔子毫不犹豫地辞别了郢都,带领一班弟子自楚返卫。
  深秋季节,大地一片凄凉,枯草望风披靡,黄叶随风飘落,为数不多的寒蝉在秋风中哀鸣。一天中午,孔子师徒来到一片树林中休息,人吃干粮,马啃衰草。正午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筛入林间空地,很有几分暖意。午饭后,孔子斜倚在一棵古松下闭目养神,微风吹来了一棵干枯的蓬草,在他身边停住,刺疼了他的脚面。待孔子睁开微闭的眼睛,不等伸手去拿,蓬草又随着一阵清风飘走了。它有时升到空中,有时贴着地面,穿行在林木之间,或滚动,或飘摇,飘飘停停,最后不见了,不知去向,不知何处安身。孔子望着这飘去的蓬草,听着梢头寒蝉那凄厉的哀鸣,不觉感慨万端。秋天过去便是寒冬,一年将尽。自己已经六十三岁,也到了暮秋之年。暮秋季节,农民已经收获完毕,仓满廪盈,而自己却一无所获,一事无成,将用什么去送走这寒冬岁末,生命的终结呢?那棵远去的蓬草仍在他眼前闪现,它没有根,没有家,随风四处飘荡,这又多么像自己的形象与身世呀!蓬草总有归宿,或烂成淤泥,或化为灰烬,然而自己的归宿是什么,又在哪里呢?……一阵欢快的歌声由远而近打断了孔子的遐思冥想。抬头望去,一位驼背老人一手持竹竿,一手提口袋,哼着小曲,一乐三颠地朝这边走来。他边走边用竹竿粘那枝头上哀鸣的寒蝉,只要竹竿到处,便是一个,无一逃亡。老人将竹竿伸出去,收回来,那蝉便振着翅翼挣扎,嘎嘎地鸣叫着落入他的口袋。他粘得很准,很快,远远看去,仿佛是在不断低头拾取。驼背老人走近身边,孔子惊异地赞叹说:“丈人粘蝉的技巧真高,莫非你掌握什么诀窍吗?”
  驼背老人回答说:“每年五、六月间,我于林中取蝉,开始时,粘三只飞两只,渐渐的粘三只飞一只,到后来便一只也不再飞走,像从树上取下往口袋口里装一样。我的身体好比是树株,我的手臂好比是枝叶,天地虽大,万物众多,但均与我无关,我的心目中只有蝉翼。如此而已。”
  驼背老人讲完,孔子像似总结,又像是在教育弟子们说:
  “用心专一,能通于神。佝偻丈人大概是指此而言吧!”
  说话间飞来了一群鸽子,落在他们身旁不远的一块空地上觅食。它们并不怕人,一边叫,一边瞪着机灵的小圆眼向这边瞧,一边“咕咕咕”地呼唤着。内中杂有一只水鸟,比鸽子大,比鸭子小,呈黄褐色,身体笨拙,走起路来一摇三晃,总是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孔子从未见过这种水鸟,便向驼背老人请教。驼背老人告诉孔子说:“此鸟名意怠,飞时由他鸟引路,栖时任他鸟胁迫,进不敢向前,退不敢落后,食不敢先尝,常列群鸟之中,张网捕者,援弓射者,均不能伤害它。”
  听了驼背老人的介绍,孔子深受启发,心想,禽鸟尚且知合群以团结,藏身以避害,更何况是人呢?回想十年来,自己带领着几十个弟子,颠沛流离,被围于匡,伐树于宋,被困于陈、蔡,都几乎丧生,这与自己不知避害有关。自己曾读过“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以避乱”的故事。重千金的是以利合,重赤子的是以天属。以利合的,遇到穷患祸害必彼此相互抛弃,以天属的遇到危难必相互营救。自己长期抛家舍业,别妻离子,流落在外,这难道是合“天属”的吗?然而本来“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自夸者易贬,功成者招忌,名高者受谤”,这似乎是亘古不变的常理,难道自己能够逃脱吗?——孔子思想的机器在飞旋着,充满了矛盾与苦恼。
  本来,孔子这次是要径直返回卫都帝丘的,因受意怠鸟的启迪,便派子路、高柴先到帝丘去探听实际情况,看看卫出公与孔文子是怎样的态度,是否容他回去从政,自己带领弟子们到宋卫边界的仪邑暂住,因为那里风俗敦厚。
  一天,公良孺驾着车来到一条大河边,渡口处集聚着许多人,等候过河。忽然,有一只九尾鸟从树林中飞出,掠过河面,飞向遥远的北方,消逝在蓝天的尽头。大家都翘首仰望着那远去的飞鸟,很感惊诧,谁也不知道这只奇怪的九尾鸟叫什么名字。有位中年汉子见孔子岁数大,行走乘车,跟随他的一伙人都称他为“夫子”,定是个有知识有学问的高贵人,便上前问道:“请问老丈,可知方才飞过的九尾鸟唤作何名?”
  孔子回答说:“此乃鸧鸹也。”
  汉子追问说:“老丈有何根据?”
  孔子解释说:“丘少时尝闻河上艄公唱道:‘鸧兮鸹兮,遂毛衰兮。一身九尾,夸美兮长兮。’此鸟生九尾,不是鸧鸹是什么呢?”
  围听的人个个点头称誉。
  孔子师徒住在仪邑一家不太考究的客店里。一天下午,店家来报,说有敝邑封人拜见孔子。封人是官名,大约是典守边疆的官吏。孔子吩咐子贡出去招待。子贡来到客室,见封人正立在那儿恭候。经店家介绍,封人向子贡拱手说道:“某虽系风尘小吏,然素来仰慕君子贤人。凡经过敝邑之君子贤人,未曾不见,今闻听孔夫子驾临,特来拜见受教。”
  子贡引封人进内室来见孔子。封人见了孔子一揖到地说:“某虽居下位,然颇留心天下时势与君子贤人的踪迹。某素慕夫子是久负天下盛名的圣人,遍访列国,欲以‘仁政’‘德治’救万民,可是奔走十年,大道终莫能行。夫子既然博学多能,当然通达事理。眼见到处枝节横生,被困于匡、宋、陈、蔡等地,侥幸得脱伐树、绝粮等危险,应该觉悟息肩,何必再东奔西跑呢?”
  孔子说:“丘之道,来自古圣贤。居上位者,借着职权以化民,收效较易;然而世不用我,只好以口舌说法,以道启民。丘之所以走遍天下,游说诸侯,结交士大夫,旨在借语言传古圣贤之道,以济天下,至于个人功名富贵,丘视之若浮云敝屣!”
  封人再次施礼,十分恭敬地说道:“今日方知夫子乃救世真人,誓欲救民于水火。此非风尘末吏所能妄测高深的!”
  封人说罢,依依告退。孔子命子贡代送到客店门外。店门外,封人感喟地对子贡等人说道:“诸位不必忧虑天下无贤君,世道昏暗日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故而周游四方,甚不得志,只能以施政设教的木铎,遍徇于道路,以收振聩发聋之功效,完成其素王之业绩……”木铎是铜质木舌的铃,古代施行政教,传布命令时用它。也比喻宣扬教化的人。这里用的是第二个意义。
  孔文子的妻子是卫灵公的大女儿,蒯瞆的大姐。早在卫国独掌大权。蒯瞆是因为湔雪宫闱奇耻大辱而出亡在外的,无论是从伦理上,还是从道义上,天下的舆论多支持蒯瞆。蒯瞆现在住在戚邑,与赵简子的关系相当融洽,一旦借得晋兵回国夺取君位,孔文子将左右为难,既不能袒护妻侄而拒郎舅,也不便私通郎舅而逐妻侄。他反复想了许久,想起孔子是负天下重望的圣人,如果能请他回来同理朝政,一切问题便有所依靠了,而且孔子有许多贤弟子,可以做柱石,挑重担,共治卫国,因而他便征得出公的同意,欲到楚国去迎回孔子师徒。不料恰在这时,子路、高柴求见。孔文子忙殷勤地接入客室,劈口问道:“为何不见孔夫子归来?”
  子路将实情告诉了孔文子,孔文子说:“正如久旱盼雨,圉醒里梦里都在盼望老友归来,岂有不欢迎之理,明朝一定亲驾车舆往迎!”
  子路问起了卫国的近况,孔文子说:“卫正当多事之秋,内无贤才相助,外有世子树敌,所以急待老友还朝,解决疑难。”
  彼此又谈论了一会儿国政,孔文子非常惬意地对子路说:“余已年高,军权现已交王孙贾。府中尚有家卒三千,苦于无相当人统率,今日将军自天而降,真乃雪中送炭,就请统率家甲,并荐为大夫。高柴原为士师,颇有经验,仍官复原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子路听说身兼双职,可以施展胸中抱负,欣然称谢。高柴性格内向,很少言语,只是默默地点头表示同意。
  孔文子招待子路、高柴吃过便饭,三人一同入朝拜见卫出公。孔文子向出公奏明原委,出公一一准奏。
  第二天早朝以后,孔文子便与子路、子羔分别驾御着两辆装饰豪华的马车到仪邑去迎接孔子。卫出公也学着祖父灵公的样子,率领文武官员郊迎大贤,回宫后设盛宴为孔子师徒接风洗尘。从此以后,孔子师徒又在卫国住了五年。
  孔子回到卫国的第二天上午,子路就问孔子:“倘卫君正待夫子主持政务,夫子将以何为先呢?”
  子路向孔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返回卫国的路上,在居仪的日子里,孔子就一直在思考着这一问题:这次返回卫国,假使卫出公让我出仕从政,我将首先解决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本来是很简单的,但在卫国却变得极其复杂。卫出公辄是卫灵公的孙子,是世子蒯瞆的儿子。灵公死后,理应由蒯瞆继任君位,但因他不满其母南子的淫乱行为,谋杀未成,逃亡在外。南子想立小儿子郢为君,郢不受,让位给辄,于是由辄继位,并拒绝其父蒯瞆回国。这不论在“君臣”的名份上,还是在“父子”的名份上,都是不“正”的,国内外对此正议论纷纷。但是,出公辄既受其祖母南子之命而立,即使将父亲排斥在外,也不影响他的君位“名份”,因为“父子”关系是从属“君臣”关系的。为了平息国内外的不好舆论,肯定卫出公的君位名份是合乎“周礼”的,必须首先端正名份。孔子对这个问题考虑的时间很长,早已成竹在胸了,所以当子路提出时,便毫不含混地回答说:“先端正名份,使之各安其分。”
  子路对卫国的君位继承问题的看法如同世俗,认为辄继君位,拒绝其父蒯瞆回国是不合“名份”的,要“正名”就得反对卫出公,迎接蒯瞆回国执政为君,这在卫国不仅难以立足,恐怕要招惹塌天大祸。他没有猜透孔子的思想,因而提出怀疑说:“夫子未免迂腐太甚了吧?当今之卫国,首先端正名份,如何行得通呢?”
  孔子不高兴地说:“由啊,你说话竟如此粗野浅薄!不懂之事,君子应取保留态度,不可妄言!名份不正,则难言之成理;言不成理,则事难有成;事不成,则礼乐难兴;礼乐不兴,则刑罚难以公允;刑罚不公,百姓则无所措手足。由此可见,君子对于名份,不可不言,言之则必可行。君子之言,定严肃不苟,万不可马虎从事!”
  对于夫子的话,子路虽不十分明了,但却不再言语。
  由此可见,孔子决心接受卫出公的邀请,在卫国干一番事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因而提出了自己“首先是端正名份”的政治纲领。然而,卫出公既像他的祖父卫灵公一样郊迎孔子,宴请孔子,礼待孔子,每年给孔子两千担的俸禄,博得了一个爱贤的美名,又像他的祖父卫灵公一样并不重用孔子,孔子在卫五年,只是做一个宾客,做一个公养之仕。孔子在鲁,是行可之仕,即有希望行道的官;卫灵公时,孔子是际可之仕,即受礼遇的官;如今成了卫出公的公养之仕,即受公养的官。这在别人,也许是最高的愿望了,无具体工作,却享受着并不低的待遇,而孔子却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仅仅“公养”,是违背他的意愿的。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只好把精力用在教学与治学上,为他几年后返回鲁国,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搜集了资料,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孔子闲来无事,一天由子贡陪同到士师府去查看高柴的政绩,高柴不在,他的副手正在审讯岭邑邑宰。岭邑已经两年不曾缴纳田赋,影响了国库的收入,孔文子责承士师依法审理。岭邑宰哭丧着脸说:“敝邑地处山区,近几年来常有猛兽出而作害,毁坏庄田,捕食牛羊,失踪和被伤害的人不计其数,农夫纷纷迁徙……”
  “不管有何困难,拖欠田赋,总非忠实臣子!”副士师打断了邑宰的话,“本官限期三月,务须将所欠之赋税如数缴清,否则,将判你抗旨不遵之罪,定严惩不贷!”
  “农夫逃亡,土地荒芜,纵然将末吏碎尸万段,也难缴清田赋……”邑宰为难地争辩着。
  “休得狡辩,三月内缴不清田赋,你需提头来见!轰下堂去!”副士师将惊堂木拍得震天响,暴跳如雷地大呼。
  几个如狼似虎的武士奉命拥上前去,七手八脚地将邑宰推出大堂。停了半天,副士师仍余怒未消。
  孔子与子贡在审判厅侧旁的客室里等候高柴归来,隔壁的审讯情况,听得真真切切。
  过了约有半个时辰,高柴外出归来。高柴,字子羔,齐人,比孔子少三十岁。他长得个子矮小,其貌不扬。早在鲁国,子路曾想推荐他担任费邑宰,孔子认为他比较愚笨,恐怕不能胜任。但他做事很灵活,能随机应变,在卫两任士师,都干得很出色。高柴见夫子来视察政绩,如实地作了较详尽的汇报。谈及方才副士师审讯岭邑宰的事,高柴说:“此事全在弟子失职,未能劝说副士师审慎从事。副士师为人正直,办事认真,颇干练,只是粗鲁莽撞,易出事端。”
  孔子问:“柴啊,依你之见,此案该如何了结?”
  高柴回答说:“深入岭邑查访,查耕作收获之实情,访农夫衣食之疾苦,然后奏明国君,酌情减免赋税。更为重要的乃是组织众多猎手进山,捕杀野兽,除去兽害,迁徙之农夫方得以归家,安居乐业,勤于农桑,民既富有,何患田赋难征?”
  孔子欣慰地点点头说:“柴之所言,正合吾意。待进山之日,勿忘告知为师,丘携弟子同往,共探疾苦。”
  孔子又与子羔拉谈了一些治法之道,子羔留夫子与子贡吃过午饭,师生促膝畅叙,直到太阳落山,孔子与子贡,方才离去。
  忽一日,子羔来约孔子进山。师徒一行十多人来到所要视察的目的地。只见梯田里蒿莱遍地,一片荒芜;山谷中林深草密,蛇蝎蜿蜒;山坡上荆棘丛生,狼虫出没;为数了了的村庄,残垣断壁,茅舍无烟;走进村去,兔走雉飞……这景象告诉子羔,邑宰的话没有半点虚假,无钱粮缴纳田赋,是在情理之中。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拯救这一邑百姓。
  天气明朗,风清日暖,孔子提议登山远眺,以开阔心胸。他已经许久不曾登山览胜了,十多年来,四处流浪,虽说跋涉过不少名山胜水,但栖栖遑遑,哪里还有闲情逸致观赏山光水色呢?今日他为子羔做了一件好事,为邑宰不再提着头来见,为一方百姓将会得救而高兴,所以不顾年迈体衰,竟有兴致登山了。
  翻过一座山梁,眼前是一道深谷。两山峡谷,深而窄,山高坡陡,水流湍急似箭。湛蓝色的涧水跳着高,打着滚,游着涡,一泻千里,谷中巨石顺流而下,震得山谷轰鸣作响。这样的巨谷,这样的山涧,莫说是人,恐怕龟鳖、鼋、鼍也难横渡。孔子站在岸边眺望,观赏,他由这湍急的谷流生发开去,想得很多,很远。突然,有一个汉子纵身跳下水去,接着就被激流巨浪吞噬了。孔子认为这汉子是在投河自杀,急命公良孺设法搭救。公良孺沿谷涧追了一阵,无奈水深流急,不敢涉足,只好停下来望谷兴叹。正在这时,一阵歌声自水面飘来,抬头望去,见那汉子仰卧波上,一会安然若睡,一会边歌边泳,很顺利地到达了彼岸,站在岩石上向这边眺望。河谷虽窄,但因激流轰响,高声呼喊是徒劳的,孔子便挥手示意,请他游过来,有事请教。那汉子又纵身跳入水中,一会仰,一会卧,一会侧,一会潜,一会浮,似散步林荫,若游愁凉亭,安闲自得,很快地游了过来,爬上岸边。孔子如饥似渴地问道:“敢问壮士,这游泳可有道可学吗?你是怎样学得如此精湛呢?”
  壮汉回答说:“我不知有道,更不知是如何学法。”
  孔子又问:“莫非你生就善游,如行陆地一般吗?”
  壮汉说:“这是我的故土,我生于此而安于此。我生于水而安于水,因而游技与生命俱长,这是我的天性。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游水而善于游水,这大约是我的命中注定的吧。”说完,一揖告别,无忧无虑地唱着山歌远去了。
  孔子疑心这又是一个避世之士,在劝戒自己要安于故土,不必四处奔波。要安于时势,不必自寻苦恼。要安于命运,不必拼力挣扎。他沉思了半晌,然后对弟子们说:“游水汉子之辞,丘不能苟同。倘人人安于混沌,盘古不挥动板斧,开天辟地,何以会有今日朗朗之晴空!丘之一生,就是要进取,要拼搏,要行吾之大道!……”
  深谷激流挡住了去路,孔子师徒只好折回身去,向另一座山峰攀去。弟子们搀扶着夫子,翻过了大小不等的几条山背,奔向主峰。时当正午,骄阳似火,只晒得孔子口燥唇干,命弟子们就树荫下休息,子路提桶去取泉水解渴。
  子路手提水桶径直朝前走去,翻过一座小山包,鼻中闻到了一股腥味,正在惊异的当儿,霍地一只白额猛虎从茂密的丛林中蹿出,张牙舞爪地向子路扑来。子路急忙拔出腰中佩剑与猛虎相搏,一个腾步蹿到了猛虎的后边,挺剑便刺。无奈虎皮坚韧,不能深入,猛虎挨了一剑,疼痛难忍,怒吼着,咆哮着扑向子路……
  子路虽从小练过武功,堪称勇冠三军,但却从未与猛虎交手,不得打虎要领,见猛虎扑来,一闪身躲过,又是一个箭步蹿到了猛虎的身后。虎身大体笨,还没来得及调转过来,被子路左手抓住了尾巴,右手噌的一剑,割下了半截。猛虎疼得满地打滚,子路趁机隐于丛林,一口气逃到了半山腰……
  孔子师徒正在林荫下休息,有的聊天,有的啃干粮,忽听阵阵虎啸,估计可能是子路碰上了猛虎。公良孺等几员武将奉夫子之命正欲持刀剑下山相助,见子路浑身汗湿,气喘吁吁地跑来。孔子见子路面如土灰,喘息不迭,正想动问,子路却劈面先问:“上士,中士,下士,杀虎是怎样的?”
  孔子回答说:“上士杀虎砍虎头,中士杀虎割虎耳,下士杀虎捉虎尾。莫非你遇着猛虎了吗?”
  子路从袖中取出半截虎尾抛到地上,一屁股坐在一块青石上说道:“夫子明知此山有虎伤人,却遣由一人下山汲水,莫非是欲假猛虎以杀由吗?”
  不等孔子开口,众弟子纷纷为夫子争理,你一言,他一语,弄得子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是傻愣愣地望着蓝天出神。子贡说:“孔门弟子三千,夫子从未宣过恶言,出过恶声,况且你是夫子最得意的弟子,数十年来亲若父子手足,夫子岂会有害你之心!”
  孔子说:“二三子请不要责备于他,由与虎力搏,受虎惊吓,力怯逃来,一时神志昏糊,不足为怪。”
  子路坐在青石上,闭目养神,半晌,睁开眼说:“由与虎斗昏了,说了几句梦话,恳请夫子恕罪!”
  孔子爱抚地说:“知性者同居,丘岂能怪你。”
  子路挺身而起,抓起弓箭,就要下山,孔子问道:“由啊,意欲何往?”
  子路发誓说:“下山打虎!今日不将这畜生杀死,便不佩做仲尼弟子!”
  孔子很喜欢子路的勇敢性格和勇于进取的精师。“明知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一生的作为。但他不喜欢子路的莽撞,头脑简单。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下山搏虎,无异于自投虎口。如果弟子们真能打死一只兽中王,那么便可以此作广告,告诉人们猛虎并不可怕,就可以顺利地组织猎人进山消灭野兽,使这一带百姓重建家园,安心耕耘,所以他支持子路下山打虎,派公良孺等一起前往,协力相助。
  子路带领五、六个同学,手持兵器来到方才与虎搏斗的地方。子路吩咐同学们隐蔽在四周的草丛里,由他一人慢慢地披蒿草,拔荆棘,向前窥探寻觅。突然,子路发现猛虎正躺在一棵大树下,回躬着身子在舔那受伤的断尾。子路不声不响地匍伏到正对着虎头的一棵古松下,然后噌噌噌地爬上树干。那虎只顾舔伤,子路的这些举动,它丝毫没有发觉。潜伏在四周草丛里的同学们,也根本不知道子路都干了些什么,正在干着什么,是否寻到了猛虎的踪迹。子路拿箭搭弓,用力拉弦,精心瞄准,直拉至弓似满月才松弦放箭。只听蹚的一声,那箭正正当当地射在虎的天灵盖上,只疼得那猛虎向上蹿了一丈多高,又是怒吼和咆哮,震得山谷回荡。猛虎用头抵地,在地上旋转着,力图将那枝箭擦掉,减少疼痛。同学们闻听虎啸,蹿出草丛,围拢过来,但只是高声呼喊,谁也不敢靠前,竟都忘记了向猛虎放箭。子路一个高从古松上跳下地面,扑上前去,双手抓住那半截虎尾,将猛虎抡在空中,每抡一圈,那虎头便在树干上狠砸一下,连抡了三圈,连砸了三下,那畜生便脑浆迸裂,鲜血淋漓,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同学们欢呼着围上前来,那虎早已气绝,子路也瘫坐在草地上……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直驶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二月五日,又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于二月八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李卫领着乔引娣,慢慢地走进了侍卫房,让她在椅子上坐好,又点上了六七支腊烛,把小屋里照得通明。可是,他们两人却谁也不敢开口和她说话,这场面真是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就在这时,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小苏拉太监走了进来,他手里端着食盒子,在桌上布好,又向乔引娣行了个礼说:“您就是乔大姐姐吧,奴才名叫秦媚媚,往后,我就是专门侍候您的人了,您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奴才就是。”

  杭州,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常去的地方。从一九五三年冬天首次来杭,他几乎每次南下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一年要来几次。毛泽东自己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的群山留下他二十年来无数次足迹。在这里,毛泽东曾写下《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这些咏山的诗作,还写过《七绝·观潮》、《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乔引娣却正眼也不瞧地说:“是吗?那好。你去告诉皇上,我想死,也想在死前见见他,瞧瞧他长的是什么模样!”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张五哥和李卫一听乔引娣那要死要活的话,不由得大吃一惊:哎,这女子说话怎么这样混?可小太监秦媚媚却笑着说:“哟,乔大姐姐,您的话奴才不敢听。您要死,总不能拉着奴才去垫背吧?奴才劝您还是先吃点东西好,等皇上要见时,您说话不是也多点力气吗?其实,您现在想死,是一时想不开,等您想开了时,叫您死您也不肯死的。”

  浙江,这时也处在严重的动荡中。自“批林批孔”以来,浙江地区派性复发,武斗频繁,成为全国最混乱的省份之一。一九七四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曾就浙江问题几次批告王洪文、张春桥等,要他们抓紧处理解决。但同当地造反派关系密切的王、张两人却仍在暗中怂恿当地帮派势力继续挑起事端,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就在毛泽东到达杭州前几天,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造反派竟纠众闹事,冲进会场,在混乱中将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强行绑架。谭、铁两人挨了不少拳脚,省委开会的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抢回谭、铁两人。事情刚过,毛泽东来到杭州。负责接待的谭启龙、铁瑛在自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不能不为毛泽东的处境深深担忧。

  五哥和李卫都觉得,对这个多嘴多舌的秦媚媚,还真不能小瞧了。看,连乔引娣都被他逗得没了话说。她木着脸喝了一碗粥,又吃了一块小点心。然后就闭上眼睛,端然坐在那里,好像是在养神似的。秦媚媚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乔大姐姐,奴才瞧着您和皇上还真是有缘法呢。”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已有所闻。到达杭州当天,他在见到谭、铁二人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挨打了吗?”以后,他又多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当得知造反派借“批林批孔”到处兴风作浪、全省已有不少工厂停工、原是鱼米之乡的浙江不得不从北方调进口粮后,毛泽东“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有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①经过考虑,他同意浙江省委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并批准采取措施,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

  乔引娣突然睁开了双眼,闪着愤怒的光亮,一声不语地紧紧盯着这个小不点太监。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哟,乔大姐姐,您千万别这样看我,我害怕。”秦媚媚好像真被吓住了似的往后倒退着。李卫心里明镜一样,他知道,这小于是在做戏呢!很显然,这是雍正从千万个宫里太监们中,选了又选,挑了再挑,才找出来的一个猴儿精。只见他一脸赖皮相地对着乔引娣说上了,“乔大姐姐,奴才可不敢在您面前说一句假话。刚才您吃的饭,和您吃饭的样子,怎么和皇上一模一样呢?您吃的是皇上赐的御膳呀!平日里,奴才侍候皇上见得多了,他也是这样急急忙忙地喝碗粥,吃一小块点心,就闭上了眼睛,好像是在打坐一样。您瞧,怎么就能这样巧呢?”

  二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②

  乔引娣大概从来没见过这样会陪小意儿的人,她不出声地笑了笑说:“好了,好了,你回去吧。”

  就在毛泽东离开南昌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这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的。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是喽!”秦媚媚打了个千,提起了食盒子,又开心地笑着说,“皇上说了,我只要能逗得您一笑,就赏我五十两黄金。往后奴才侍候您的日子多着哪,我可就要发大财了!”说着,他一溜小跑地出去了。

  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是毛泽东不久前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一部分。尽管王洪文、张春桥也被列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但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那秦媚媚又回来了。他站在门口说:“咱这次是奉旨传话:着李卫和乔引娣进去,皇上在风华楼上召见。今天晚了,张相不能回家,着张五哥送张相到清梵寺歇着。”

  这年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今后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一月二十五日,他又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是,奴才等领旨。”李卫和张五哥如蒙大赦,一齐答应着。

  这是在四届人大以后,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来地方和军队普遍存在的“闹派性”的顽症。这篇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风华楼在露华楼正西,楼上亮着八只黄纱宫灯。李卫以为楼上只有雍正一人呢,哪知来到门前,却听皇上在里面说:“杨名时,就这样说定吧。你先回去;待会儿李卫就来了。他虽然是你的学生,可你们的政见却不同,你就不要见他了。改土归流是朕的既定国策,既然你想不通,那就先缓些时日,朕可以等你。你明天走时,不要再递牌子进来了,朕让李卫和史贻直去送送你。这里还有一包老山参,赏给你补补身子。”

  接着,邓小平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干部,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李卫听皇上这样说,连忙闪到一边黑影里,直到看着杨名时出去,才报名请见。只听里面回答一声:“进来吧。”他这才小心地领着乔引娣进了风华楼。李卫“趴”地打下了马蹄袖跪倒:“奴才李卫给皇上请安。”他说时,悄悄地瞧了一眼乔引娣,见她竟站在那里纹丝没动。宫里站着的太监和官女们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心想,这女子为什么敢如此无礼呢?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口头指示。其中包括:

  李卫行过了礼,回过头来又说:“这就是乔引娣,奉旨随着奴才来晋见皇上。”

  二月十日,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百分之十四左右,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左右)。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③

  雍正这才向乔引娣瞟上了那么一眼。可就是这么一眼,他又似乎看到了小福的影子,他的心砰砰乱跳了一阵,但又被立刻按下了。他回头向李卫说:“李卫,你这趟差确实辛苦了,赏膳!”

  二月二十七日,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引者注)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④”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李卫忙说:“主子,别让他们费事儿了。这里不是有主子刚吃过的御膳吗?奴才瞧着嘴馋,奴才好久都没吃过主子的饭了,就赏给奴才吧。”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七五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0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⑤

  雍正一笑说道:“你只要喜欢,就在下边给你安上个小杌子,你把它全都吃光朕才高兴呢。”

  三月五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因派性发作,武斗不断,造反派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造成铁路运输秩序混乱、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主要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多次商议,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⑥

  乔引娣用眼一瞟,秦媚媚说得果然不差,皇上确实是吃的这极家常的饭食。她心中一动,啊,当皇上的还这样清廉,恐怕天下难找了。一旁跪着的秦媚媚刚要叩头出去,却又被雍正叫住了:“你先别走,朕还有差使交给你哪!”

  三月八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引者注)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三月六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三月七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七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八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三百五十人。⑦”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扎。”他又跪下了。

  在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举措中,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特别重要,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决定》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解释中央的《决定》。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说:目前全国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影响党和国家的大局。“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讲话中,邓小平着重就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他最后表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⑧

  雍正这才回过头来看着乔引娣问:“你就是乔引娣?”

  全国铁路会议一闭幕,新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立刻率领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集中力量逐个整顿,打“歼灭战”,大力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通过发动群众、铲除派性、严肃纪律、强化管理等措施,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交通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到这年四月底,全国二十个铁路局除个别地方外,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普遍提高。铁路运输的有效整顿,影响和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使一度下跌的工业生产明显改观,使人们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多年积弊,只要有决心去整顿,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

  “是,我就是乔引娣。”她挺直地站在那里,不卑不亢地回答。在旁边站着的养心殿总管太监高无庸知道皇上那“冷面王”的脾气,他断喝一声:“你这是在跟主子说话?还不跪下!”

  当邓小平有力地推进全面整顿的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雍正无所谓地一笑着:“不要难为她,你就是把她按倒在地,她心里也还是不服气的。”回头又问,“听说,你是山西人?”

  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⑨

  “是,山西定襄。”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⑩

  “家里还有谁?”

  从二月底到四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老爹、老娘还有哥哥。”

  ①铁瑛:《难忘的1975年》。见《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51页。

  乔引娣万万没有想到,皇上的问话会从这里开始。重阳节那天和十四爷生离死别的场面,还在她心头萦绕。她想,皇上一定要问到十四爷,也一定会数落着十四爷的不是。她把自己的生死全都豁出去了,脸上挂着一层严霜,静静地等着皇上往下说。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毛泽东病情治疗方案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2月22日。

  “朕知道,十四爷待你很好。”雍正终于说话了,“但他是犯了国法也犯了家法的人,要受到惩处。你知道吗?”

  ③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1975年2月10日。

  “十四爷他,他犯了什么法?”乔引娣倔强地问。

  ④毛泽东在圈阅印发他关于理论问题指示后的讲话,1975年2月27日。同年2月28日印发在京政治局委员。

  “家事和你说不清,而且就是说了你也不信。国事嘛,就更大了。年羹尧派人和他联络。要让他私自逃到西宁去,拥他为帝反回北京。有人买通了蔡怀玺和钱蕴斗,送进去一个条子,上写‘二七当天下,天下从此宁’,允禵却藏匿不报。后来又有人撺掇他出去和汪景祺接头,虽然没能见着,可是,这都是大逆的罪。在朕的二十四个兄弟中,允禵是朕唯一的一母同胞。他能逃得了家法,可是,王法无亲,朕却无法宽恕,也护不了他。”

  ⑤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乔引娣脸色变得雪一样的苍白。皇上说的事情,有些她就在当场,有些她也略有耳闻。如果证实了大逆的罪名,不是就要被凌迟处死吗?她在心里挣扎一下,强口说道,“皇上要作七步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也用不着和我说这些没根没梢的话。况且,我是个女人,你们男人间的事,我弄不明白,也不想明白。我既然已经跟了十四爷,就要从一而终。十四爷就是上刀山,下油锅,我也愿意跟他一齐去。皇上要叫我现在就死,我叩谢皇恩;要能让我和十四爷死在一起,那我九泉之下,也可以放声大笑了。”

  ⑥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加写的话,手稿,1975年3月5日。

  雍正被她这番话闹得呆住了。他吃惊地看着面前这个小女子,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又说:“十四爷待你很好,但朕会比他待你更好!”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乔引娣正眼也不瞧皇帝,却说:“你刚才说,你和十四爷是一母同胞,可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践他?你为什么要活活地折散我们?”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7页。

  “你们?朕问你,你是他的福晋吗?是他的侧福晋吗?福晋要朕来封,侧福晋要在玉碟里注册。这些你有吗?按大清律,像允禵这样的罪,你是要发往黑龙江为奴的。”

  ⑨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

  “那就请皇上照大清律办我好了。”乔引娣寸步不让地说。

  ⑩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雍正微微一笑说:“这由不得你,得由朕说了才算。总之是死是活,是安享富贵,还是死无葬身之地,全在朕的一念之中。”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一九七二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为由,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①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②

  乔引娣惊得往后退了一步,死死地瞧着面前这位至高无尚的皇帝。她原来是想激怒他,然后一死了之。可是,无论她怎么顶撞,他却为什么不生气呢?她望着皇上的脸。颤声地问道:“皇上,你……你要怎么发落我?”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以后,周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姚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雍正一字一板地说:“别无处分,朕就要你留在这里侍候朕。但你不是下等宫女,你的身边还有人在侍候你,秦媚媚就是你手下人中的一个。他不听话时,你可以骂他,打他甚至可以奏明了朕杀了他。”

  “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纷纷把“经验主义”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些人中间制造错觉,仿佛这是“中央的精神”。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③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④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⑤江青还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乔引娣惊异地看着雍正说:“原来你把我从十四爷那里夺过来,就是为了让我侍候你。难道……你就不怕我弑君吗?”

  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⑥”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⑦

  “哈哈哈哈……”雍正放声大笑,“你越是这样说,朕越是要留你在身边。朕拥有天下,教化万方,就不信教化不了你。秦媚媚!”

  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几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相继谢世,他们中有:张云逸(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九日),滕代远(十二月一日)和李富春(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此后不久,又传来董必武在京病逝(四月二日)的噩耗。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用他不久后的话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⑧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

  “扎,奴才在这儿听着哪!”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

  “带她下去,告诉她宫中的规矩,换了衣服,穿上花盆底,梳上把子头。让高无庸再给她派去三个太监、四个宫女,日夜轮流地照顾她。好,你带她去吧。”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四月五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对此,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曾经是中国人民反面教员的“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乔引娣被带了下去,站在一旁的李卫却看得傻了。等雍正回到御座上后,才向前一步小心地说:“主子,奴才想多句嘴,这样的人可不能留在身边哪!依奴才的小见识,或者杀掉,或者打入冷宫。这样主子安全,也成全了她。”

  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后,祖国的完全统一成为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一九七二年十月,他曾要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前往美国纽约时,看望一下定居在那里的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的顾维钧。他嘱咐章含之说:可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第二年春天,在得知章士钊愿意赴香港会晤老友、促进国共和谈后,经过毛泽东批准,九旬高龄的章士钊终于成行。⑨一九七四年五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回归的日期时,他充满希望地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了。⑩步入暮年的毛泽东还时常吟诵一些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收复失地等内容的古代爱国诗文,表达自己未了的心愿。

  雍正怅然若失地小声说:“唉,朕要是能舍得了她还用你说……这件事,你全都看见了,你问问你十三爷,也许他会告诉你的……”

  ①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3月1日。

  李卫千机灵万伶俐,可他怎么也想不透这里面的原因:“主子,乔引娣是因为诺敏一案才被带到京城来的。田文镜能和她说上话,要不,把田文镜传来劝劝她?”

  ②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雍正摇摇头说:“不要再说她了。这是朕的私事,因为你是朕的家奴,朕才放心地让你去做的。”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又问:“你自己的差使办得怎样了?”

  ③《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1975年3月21日。

  李卫振作精神说:“皇上处置年羹尧是十分得人心的……”

  ④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雍正立刻打断了他:“官面上的事情,朕还有什么不知道?你别学他们,一见朕就只会说些颂圣的话。你要与朕说一些朕听不到的事。”

  ⑤江青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迟群1975年4月4日传达)和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指示(1975年4月5日)。

  “是,奴才明白,皇上要问的是江湖上的事。奴才遵皇上密旨,结识江湖上的人。像漕帮、盐帮、青帮这些码头上的主儿,都能听奴才的。他们说话有时也不敢瞒着奴才,但奴才奉朱批谕旨一概不予追查。不过,也确实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

  ⑥周恩来给张玉凤的信,手稿,1975年3月20日。

  “说!”

  ⑦张玉凤打给周恩来的电话记录,1975年3月。

  “扎。有一些人说,年羹尧太不懂事了。他要是知道收敛一些,早早地交了兵权,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吗?”李卫聪明,他捡着轻的先说。雍正没有打断他,听他继续说下去。

  ⑧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等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还有人很狂妄。说先帝爷驾崩时,内有隆科多,外有年羹尧,两人相互勾结,私改了先帝遗诏。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于四子’。所以,万岁一登基,就要先拿他们开刀,免得消息露了出去。”

  ⑨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1-112、69页。

  李卫向上面看看皇上的脸色,见他并没有生气,才接着又说:“有人说。年羹尧的妹子是皇妃,她知道的事情太多。皇上不先除了年羹尧,怕天下不稳……后世也会议论……”

  ⑩毛泽东会见希思谈话记录,1974年5月25日。

  “还有吗?”雍正不动声色地问。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因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返京。多年来,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泽东过八十一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当毛泽东得知他也患有眼病时,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有人说,主子是个‘抄家皇帝’,八爷才是贤王哪!年羹尧是看着主子不是……仁君,才和八爷联手。主子除掉年,就是要打乱他们的算盘……还有,大后薨逝时,就有人传言说,太后是被主子气死的。说太后让主子善待兄弟们,可是主子不听,母子翻了脸,太后才触柱身亡的……年羹尧是国家功臣,他想当王爷,就和八爷、汪景祺联手造乱。汪景祺一败露,他们也就全完了。”

  当晚八时许,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走出西湖汪庄一号楼,登车前往火车站。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容颜苍老的毛泽东,一些前来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

  雍正一直听得十分专注,但他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他快步地在殿内走来走去,极力想掩饰着不让火气发作。李卫和殿里的男女宫人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突然,他停住了脚步,盯着炕头上悬着的“戒急用忍”的条幅看了又看,自失地一笑说:“哦,李卫你来看,这是先帝写给朕的。先帝知道朕性子急,有时爱发火,才写了让朕时时看看,好克制住激动。唉,朕今天险些儿又要失态了。”

  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李卫小心地走上前去,扶着雍正坐回御座说:“皇上,小人们在下边无事生非地编造谣言的事,哪朝哪代都有,值不得大惊小怪。人心是杆秤,谁不知道皇上是勤政爱民的呢?奴才以为,抓住几个为首的,一体正法,谣言就会不攻自破的。”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雍正叫了一声:“李卫,你过来一些。”李卫走到近旁,雍正指着案头堆积如山的文书,叫着李卫的小名说:“狗儿,你来看,这些都是朕刚刚批阅过的。你看,昨天朕写了一万字,今天已经写了八千字。朕知道,有些话你还没有说完,可是,朕是怎么对待江山社稷的,你总该明白了吧?朕每天四更起身,做事要做到子时才能休息。眼下有人说的话让朕的确生气,比如,他们说朕是好色之徒,说朕养了一帮‘血滴子’,要图里琛当头目。只要看着哪个大臣不顺眼,夜里就派血滴子去杀了他!狗儿呀,你是朕身边最得力的人,你想不到朕是多累,也想不到朕每天是多么生气,多么震怒,又多么沮丧,多么伤情啊……”说着,说着,这位号称‘铁汉’的皇帝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稍事休息,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李卫吓坏了,连忙说:“主子,主子,您这是怎么了?都是奴才不好,奴才说话说得不对,惹主子生气了。奴才该死,奴才……”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雍正抚着李卫的肩头说:“你不要这样。多少年来,朕还是第一次管不住自己。朕问你,假如有人策动叛逆,称兵造反,或者前来逼宫,你会怎样做?”

  他又指出:

  “主子,您气糊涂了吧?哪会有这样的事?”李卫惊觉地看了一下四周的宫人们。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有,确实是有!你不要怕他们这些宫人,他们中谁要敢泄了这里的密,朕就烧滚了柏油,揭掉他们的皮,就像去年用笼蒸死赵奇一样!但,想要作乱的人,总是有的,他们都是些大人物,他们也已经在行动着了。”

  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①他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更是气愤地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江青等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О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攻击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信中还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②

  江青也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③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的态度。

  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

  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在同陈永贵握手时,他提醒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指江青、王洪文等人住地。——引者注),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炮制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他接下来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在重申“三条原则”后,他说: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会上,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④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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