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全面夺权

作者:亚洲城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亚洲城,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张廷玉连忙逊谢说:“哪里,哪里?十三爷过奖了。臣不过是遵从皇上旨意办了点事而已,若说功劳,应当首推十三爷您和方老先生。没有皇上的决策,没有您和方老先生的襄赞,年某人是不肯这样顺从的。”

  隆科多和马齐二人正在争执,十三爷允祥来到了这里。他不显山,不露水地就处理好了这二位大臣的纠纷。来到畅春园门口,又恰巧遇上八王爷允禩。允禩本来就是为这事来的,可是,他晚到了一步,已经计划好了的夺权阴谋,也只得以失败告终了。听见说皇上已经回京,并且要在丰台大营里召见大臣们,他愣怔了一下,可“因病不能去”这话,却没敢说出口来。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雍正笑着说:“是啊,是啊,廷玉说得一点儿不错。平心而论,年羹尧还是有一些功劳的,这功劳也不能一笔抹煞。你们瞧,这是他刚才呈进来的认罪折子。说他知道错了,而且表示愿改,这就很好嘛。怕的是他心口不一,难以让人相信。朕这里还有给田文镜的批复,你们拿去看看,如果没有什么不妥,就明发出去吧。”

  允祥此刻还有事要办哪!那不,李春风早就在等着他了。此刻,李春风见十三爷出来了,便连忙跑了过来,打千请安:“奴才叩见十三爷。听说您要见我?”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张廷玉接过那份朱批看时,只见上面写道:

  允祥笑着说:“你不是在西山的锐健营里当差的吗,跟着十七爷还好吗?怎么又到了步兵统领衙门?现在你十七爷去了古北口,你既然回到京城,又听说我病着,就舍不得去给我请个安?真是谁养的狗看谁的门了!”他说得十分轻松,也十分亲切。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年羹尧不过是一市井无赖。尔之奏折发出,彼之职位降调矣!君子不为己甚,朕将依从此道。从此,他再也无法干政,你放心做事好了。

  李春风忙说:“十三爷,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奴才哪次调差,不是经您亲手批的札子呢?我先去了云贵,又回到北京。一回来,头一件事就是给您请安。可是,我到王府里去了几趟,府里人都说您正病着,说什么也不让奴才进去。唉,谁叫奴才职位太低呢?哦,今儿个奴才瞧着爷的气色……”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在座的人,谁都清楚,皇上这话是不能相信的。因为他恨年羹尧早已不是一天了。如今既然抓住了他,就绝对不会轻易放过!

  允祥一笑打断了他:“算了,算了,别说这没用的话了,让我看看你的兵。他们都是你今天带来的吗?”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斗转星移,沧桑更迭,昔日气焰嚣张的国舅、一等公爵、节制十一省军事的征西大将军年羹尧,如今已成了人人喝打的过街老鼠。

  “是。”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眼下最忙的,莫过于各地的快马驿传兵士,和上书房大臣张廷玉。年羹尧一倒,趁热攻讦的人要多少就有多少。全国上下的官吏,谁不想表示自己的清白,谁又不想在这风云变幻中立功报效呢?所以,弹劾的奏章像雪片似的飞向北京,直达九重。张廷玉今天看了皇上给田文镜的朱批,感触之深,更是难用一句话来说清楚。他诚恳地对雍正说:“皇上不为已甚的初衷,实在让人感动。年羹尧不法到了这种程度,皇上还亲自为他开脱罪责,想给他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也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但,下边臣子们的看法,也值得皇上留意。臣这里带着各地呈上来的奏章,并都做了节略,请皇上过目。”说着把厚厚的一叠奏章节略送了上来。

  “一共是多少人?”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雍正稍一例览,便皱起了眉头。光是这份经过整理的节略,就有一百多条!全都是控告年羹尧横行不法,四处插手,任用私人,索贿受贿等等情事的。雍正苦笑着说:“你们看,这真应了那句‘墙倒众人推’的话。唉,世上的人情如纸薄,只有锦上添花,谁肯雪中送炭呢?朕意,把这些奏章全都留中不发,你们以为如何?”

  “回十三爷,一千二百人!”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张廷玉一听皇上这话可就急了:“万岁,臣以为切切不可。这一百多位大臣的奏章,代表的是民意啊!全都留中不发,拂了众意,往后办事就不好说话了。”张廷玉说着,从奏章中抽出一份来,“皇上请看,这里说的是年羹尧在路上的事。他表面上虽然遵旨去杭州了,可是,却带着一千二百名亲兵护卫,二百七十乘驿轿和两千载驿驮,还有四百辆大车。谁能有这样的气派?谁又敢摆这样的阔气?本来已经是众口铄金,不得安宁了,可他还发文给杭州,要叫那里的布使衙门,再给他准备一百二十间房子,让他安置家眷。这,实在是太大胆了!”

  “嗯,好!”允祥巡视着畅春园门口,这里聚集着四个方队。方队里的兵士们纹丝不动地站着,整整齐齐,很是威武,允祥边看边说,“兵带得不错,满有规矩嘛,你真出息了!”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在一旁的方苞心如明镜。他知道,年羹尧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想在朝野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年某人是个没有野心的人,也不是什么“犯上不规”,只不过想当个守财奴罢了,年羹尧这是要分散人们的注意,减轻自己的罪名啊。另一方面,皇上要除掉年羹尧,这是早就定下来的事情。可是,事到临头,皇上又站出来为年说话。什么“不为己甚”,什么“墙倒众人推”,其实,也都是为了掩人耳目。这就给当宰相的张廷玉出了难题,他不得不揭露年羹尧,也不能不维护皇上的面子。所以,方苞不想在这个时候插嘴,他既不能说穿了张廷玉的难处和心事,也想看看皇上自己到底准备怎样办。

  “这都是十七爷的教诲,十三爷的提拔。奴才自己有什么本事?”李春风赔着笑脸说。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果然,雍正一听到这情形就烦燥起来了:“哼,年羹尧真是死有余辜。他做不成大将军,却要回过头来做赃官了!那好啊,朕可以成全他。这是他自己情愿触犯国典,也是他自己要和朕清理吏治唱对台戏的。朕就是想救他,保他,也救不了,保不住了。那朕就立刻下旨,把他彻底拿掉,连这个杭州将军也不让他做!”雍正的脸色一时变得青中透白,冷笑一声又说,“朕不想为年羹尧担罪,也不想让人说朕这是‘兔死狗烹’。可他一定要逼朕这样做,朕也绝不手软!朕既不怕他造反,也不怕他当赃官。不管他是明着造反,还是暗中做手脚,都别想逃过朕的惩罚!难道朕能让天下的官员,都像年羹尧那样来当贪官吗?难道朕要看到的吏治清平和天下大治,只是一句空话吗?”

  允祥也笑了:“好,你这碗米汤把爷还真灌晕胡了。爷告诉你,带兵要讲两个字,一是要‘严’,一是要‘爱’。你瞧瞧,这大热的天,怎么老让他们站在毒日头底下呢?去,传令给你的兵士,叫他们都上那边大堤上歇着待命去!”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雍正这样长篇大论,慷慨激昂地吐露心曲,使殿中的人都觉得不知所措。方苞赔笑说道:“皇上此言,真是震聋发聩,臣听了很是感动。不过,带兵的人都有钱,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皇上若用这个名目除掉年羹尧,不是烹狗,也会有烹狗的议论。老臣以为,年某这行为,实在是过于嚣张跋扈了。不如循着这个思路,去追究他的目无国法,擅权乱政之罪更为合适。”

  ·扎!”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雍正细思了一下,点点头说:“你们的心思,朕何尝不明白?你们怕别人背后议论朕,说朕刻薄寡恩,说朕是一见天下太平就忘了功臣,说朕是个无情无义之人。这些天理人情之事,朕又何尝不懂?但朕做事,一向是只讲良心,只问民意,而从不怕小人们说长道短的。朕意已决,你们不要再说了。”

  李春风单膝一跪,答应一声,便跑过去下了命令。兵士们一听,“嗷”地一下,便分散跑开了。原来弥漫在这里的肃杀气氛,也在这声欢呼中烟消云散。隆科多不高兴了:这李春风怎么这样不懂规矩?身为带队的牙将,连本官也不问一声,说散就散。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九门提督吗?他脸色气得煞白,可是,又不敢当着允祥的面说出来。而允祥好像根本没见到似的,为自己轻易地处理了这一触即发的局势感到欣慰。他不敢在这里多停,便连声招呼大家上轿。隆科多也只好跟着允禩、允祥的明黄大轿,来到了丰台大营。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他回头来到龙案边,埋头在年羹尧的认罪折子上批道:

  毕力塔早就等候在这里了,见大轿落下,连忙上来向二位王爷请安,又说:“丰台的中军大帐现在是皇上驻跸之地,方先生和张中堂正在和皇上说话。皇上有旨意,让各位不必在此候见。”说完向马齐和隆科多略一注目,便算是行了礼。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朕早就听到谣言说:“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观你所为,你既然被朕发落到杭州,一定是想与朕在嘉湖逐鹿的了。朕想,你如果自封为帝,那可真是天数,朕就是想不听大概也不行的。如果你不肯自己称帝,那么,你带着几千兵士去杭州,难道要是为朕守土,防着别人在三江口称帝的吗?

  马齐不在乎这些,肃立着听了旨意,跟着前面的允禩就向里走。隆科多却心神不定,他刚和毕力塔闹得不可开交,把这位将军得罪的够苦了,不知这次进去,会有什么结果。看看今天来的人中,马齐是对头,自不待说;张廷玉和方苞二人,都是铁杆儿的忠臣;三贝勒弘时,如今成了缩头的乌龟,连面都不露了;只剩下一位廉亲王,他的奸滑和狡诈都是早已出了名的。如果遇上了什么事,这位八王爷会不会“舍车马保将帅”,跟着别人把自己往死里整呢?他越想,心里就越不踏实。原来打算好了的那些“光明正大”的理由,也觉得说不出口来了。他心头好像装进去了一群小鹿似的,七上八下地怦怦乱跳。冷汗热汗一齐流出,竟也顾不得去擦。进门时,好像听十三爷对毕力塔说了句话,让他给李春风的部队送些绿豆汤去解暑。这句话,隆科多听了,也好像在敲打自己一样。迷迷糊糊之中,已经来到中军行辕外了。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雍正一口气写完,把笔往案上一掷,对张廷玉说:“廷玉,你拿去明发天下。把你带来的这些奏章,也全都明发。告诉年羹尧,让他看了以后,一一据实回奏。再给六部官员们打个招呼,今后,凡有弹奏年羹尧罪行的奏章,一律具本明誊,发至全国。”

  雍正皇帝在里面笑着说:“都来了吗?快进来,大热的天,不要闹那些名堂了。”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

  张廷玉接过皇上的朱批,看着朱批上那些诛心的话,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他和方苞早就知道,雍正要除掉年羹尧已是既定的国策了。但这一行动,却不能让人钻了空子,说皇上是“藏弓烹狗”。为了堵住可能出现的各种议论,就要找到一个叫得响的借口。雍正说年羹尧带着几千人到杭州去,是为了与皇上在嘉湖“逐鹿”。这就是把阴谋造反的罪名,硬加到年羹尧的头上,并为撤掉他的一切职务,做了最好的注脚。

  大家听到这话,也都鱼贯而入,行礼叩见,因为外边太阳光很强,他们刚进来时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觉得这里十分清凉,原来大厅四周都摆满了大冰盆。允祥身子虚弱,竟不禁打了个寒颤。马齐正要上前说话,却被允禩抢先了:“刚刚进来时,因光线暗,看不太清。现在仔细瞧瞧皇上的面容竟是如此健旺,只是稍微清减了些,也晒黑了点。这些天,快马一天一报,说皇上还在山东。说实在的,连臣弟也松懈了。算着皇上大概还要等个五七天才能回来,哪知皇上竟微服回京来了。皇上亲民,当然是好的,可是,皇上乃万乘之躯,白龙鱼服,万一出点事,哪怕是丁点差错呢,可怎么才好呢?”他说着,说着,眼泪竟然流了下来。

  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不出张廷玉所料,这次谈话后五天,雍正皇上就下了诏谕:“着杭州将军年羹尧降十八级听用!”

  张廷玉心里从来都是善意待人的,见允禩这样动情,这样真挚,自己的心中好一阵惭愧,觉得错看了这位亲王。隆科多却是心头一颤:好家伙,八爷果然如此狡猾奸诈!别说他不当皇上了,就是将来有一日他真的南面为君,也不是个好侍候的主子!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这个旨意传到杭州,可难坏了杭州巡抚折尔克。按大清的官制,朝廷官吏共分九品十八级。从正一品开始,往下以次为“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以次类推,最小是“从九品”。年羹尧现在这杭州将军的职位,是从一品,再要降十八级就只能是“来入流”了。来入流就是没有级别,而且,这一级上从来也不设武官哪!折尔克既无法遵旨,又不敢违旨。没法子,只好去请示两江总督李卫。李卫不愧心思灵动,他很快就答复回来了:“你这个折尔克,真是一个大笨鳖,连这点小事儿都办不来。你没有看见,皇上不就是要革掉年羹尧的职务吗?你给他找个破城门,让他到那里当个老军,看看城门,扫扫地什么的,不就行了嘛。你告诉年羹尧说,过几天老子亲自去看他。”

  雍正皇帝此刻却显得非常平和,他抬手招呼大家起身,又满面笑容地说:“难为你们想着朕了。其实朕坐在乘舆上走马观花,又能看出什么名堂来?朕心里还惦记着年羹尧进京演礼的事,所以就索性和廷玉一起,扮成客商回来。哪知,却差点连丰台大营都进不来。哈哈哈哈……”笑声中,他突然话题一转说,“这次出去,真是获益良多呀!朕去到小饭店里用餐,才知道朕的雍正钱还没有真正流通;一两银子只能兑换八百制钱,可是,库里的雍正钱却多得积罗盈案!还有,佃户们为了少缴粮,把地都写在缙绅们的名下。朝廷得不到一点实惠,却便宜了那些不纳粮的土地爷!朕如果不出去看看,一味地垂拱九重,这些利弊又到哪年哪月才能知道?马齐,你是管着这事情的,说说,朝廷限令各皇商、盐税、钱庄,平准库银,一律不准收白银,而要改收制钱,这通令发下去了吗?”

  手里。

  折尔克心想,好个李卫,你可真能出点子。可是,要想在杭州这号称天堂的地方,找个破城门,又谈何容易?找了几天,终于在离杭州三十里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这座“破城门”。这是个十分偏僻的镇子,全镇只有几十户人家。镇子的名字也很怪,叫“留下”。镇上有座城门不假,可早已破烂不堪了。不过,从今天起,这个留下小镇的破城门口,却多了一个看守城门的老军。

  马齐听见皇上问话,连忙回答说:“回皇上,廷寄十天头里已经下发各省,是臣和隆科多联名发下去的。有的省离京远了些,恐怕还未必见到。官绅一体纳粮的事,田文镜还在试行,遵旨稍后再办。”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从位极人臣、权倾朝野的大将军,到穿上带着大烧饼一样“兵”字号褂的守城士兵,看起来,虽然只有一步之遥,可对年羹尧来说,却是多么大的变化啊!此刻、他才真正知道了人生的可贵,活着的美好。他十八岁从军,二十二岁便官居四品游击。在圣祖康熙南巡时,因参与擒获伪朱三太子护驾有功,被抬入旗籍,拨归四爷雍亲王门下。两次随康熙西征准葛尔,在乌兰布通之战和科布多战役中,凭着一杆银枪,出入于万马军中,如入无人之境。他武艺超群,勇敢善战,常在刀丛剑树中横冲直闯,出奇制胜。一次奉差征粮,他竟敢不顾性命,以一名偏将身份,斩掉了甘肃总督葛礼,保障了前线供应,也因此受到康熙的特别重用和喜爱。从此,他便一帆风顺,年年晋升。从四川布政使、巡抚,直到将军……可以说,在他三十年宦海沉浮中,总是一个得意的弄潮儿。眼下,他却突然从顶端栽下来,落到一个小兵的下场,他怎么能想得通,又怎么能甘心呢?

  “嗯,好!”他回头看看允禩问,“八弟,听说你病了,现在好了些吗?”

  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留下”,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江南小城。北临富春江,南依龙门山,河湖港汊,四处纵横。镇子的北门因年久失修,早已无法容身了。但是今日这芳草萎萎、苔藓斑驳的门房里,却住下了“老军”年羹尧,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又是什么样的人。百姓们只是看到他每天默默不语地扫地,开关城门,偶而也见他打打太极拳。有时他闲着没事,便拔那城头上的草。他用的是一把破铲子,慢慢地、一下一下地铲啊,铲啊……他从不与任何人交谈,当然也没有人来打扰他。只是在夜幕降临时,才从省城那里,跑来一匹快马,给他送来一些邸报。那上边一一列举着他的滔天大罪。他便用唯一能得到的那枝秃笔,在邸报的背面,写上自己的答辩或认罪折,然后交给兵士带回去。他在等着朝廷对他的最后裁决,也在等着李卫来看他。昏夜里,他望着面前那残破又古老的城墙,听着镇子外传来的富春江的流水声,不禁百感交集。他期望着自己能如这小镇的名字那样,也被人们“留下”。哪怕是从此消声匿迹,永远再不出头露面,他也心甘情愿。但是,李卫迟迟没有来,朝廷上发来的圣训,却是越来越严厉了。

  允禩连忙站起来回答说:“臣弟不过是受了点热,头有点发晕。今天刚好了些,才出来视事,赶巧皇上就回来了。”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五月底,上谕里说:“年羹尧几乎陷朕于不明,思之痛切!”还好,这只是皇上的自责。

  “这就是缘分哪!”雍正似笑非笑,好像在谈论家常一样地说:“既然身子好了,有些事情,朕还要倚重你来料理料理呢。年羹尧即将到京,劳军的事朕就偏劳你了;旗人分田的事,朕看了马齐的折子,还是个办不成;还有年羹尧一回来,允禟自然也跟着回京,允礻我和允禵他们,也让朕头疼。朕其实并不想惩治他们,他们却为什么总是怨天怨地的呢?他们和拉了亏空的官员们牵扯太多,在京又不守政令,如果仔细追究起来,是难逃罪责的。你这位当哥哥的出来劝劝他们,大概还有点用吧。”说完,脸上已经没有笑容,只是低着头喝茶,却一声不响地等着允禩的回答。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七月里,上谕又列举了他颠倒是非,任用匪类,排斥异己,虚冒军功等等罪行。他想,这已经是在清算了。

  允禩本来作好了准备,要回答皇上问他为什么搜园的事。可没有想到,皇上从这几件自己没想到的事情上下手了。他低头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哪件好说,就说哪件吧:“回皇上,劳军的事,臣弟已和隆、马二位还有十三弟会商过多次了,断断不会误事的。只是,年羹尧带兵回来,住到哪里,我们却定不下来。大热的天,也不宜征用民房。十三弟病着,臣弟与舅舅商量是不是请丰台大营里腾出几间房来。大伙匀着点,不就是三千人嘛。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

  九月中,兵士给他带来的已不是邸报,而是在他认罪折子后面的朱批。血也似的朱批,和雍正皇上那刻薄的话语,让他看了心惊胆颤:“尔尚望活命耶?朕已令图里琛去广州擒拿你的哥子,随后便要去拿你了。”

  “嗯。”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年羹尧受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讨伐。凡是曾与年羹尧有过一面之交,一事来往的人,无不纷纷倒戈,落井下石。上书房遵旨把这些奏章全都汇集起来,摘要节录,光是目录就有好几大张。大理寺和六部会同审议,定下了五条大逆罪、九条欺罔罪、十三条狂悖罪和六条专擅罪,另外还有贪婪侵蚀罪十八条十五款……总共是九十二大罪。处分的办法也已拟定,“请旨:将年羹尧立正典刑。”

  允禩见雍正不置可否,只好继续说:“旗人们分田的事,差不多也办下来了。在京没有差使的旗人,共有三万七千多。每人分田四十亩,都在近郊,离家近,又都是上好的土地。”说完他抬头看了一眼雍正皇帝。

  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

  雍正看了没有发话,他在等待,等年羹尧自己有所表示。或者“畏罪自杀”,或者“以死向天下谢罪”。但让皇上失望的是,年羹尧不但不想自尽,他的求生欲望反倒越来越强了。九月十七,面对着破窗明月,他用那支秃笔,写下了《临死乞命折》:

  “嗯。”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开恩,怜臣已经悔过,求主子饶了臣吧。臣年纪还不老,还能慢慢地为主子效力……”

  允禩纳闷了,皇上为什么不说话呢?按他原来的打算,先说旗人们的事,就可把今天的话题岔开了。因为谁都知道旗人的事情最是难办。这些个人旗子弟们,亲套亲,人连人,各有自己的旗主,也各有各自的后台,哪个也不是省油灯。再往上,就到了几个谁都惹不起的铁帽子王爷了。他提起旗人的事,就是要雍正皇上去和八旗旗主们打擂台、对花枪,至于谁胜谁败,那就要看皇上的本事了。可他没想到,他的话好像皇上并没有注意,只是一个劲地“嗯”着,让允禩简直摸不清大小头儿了。皇上的问话,他还没回答完呢,就还得继续说下去:“至于允礻我、允禵他们,也各有各的难处。允礻我在口外水上不服,常闹肚子。上回就写信给十三弟,诉了诉苦,说他现在已经瘦成一把干柴了。他想请十三弟替他在皇上面前求个情,让他能回京调养。十四弟主上是知道的,他性情高傲,心里有不痛快是真的,但他却不敢怨恨朝廷。十四弟办事能力还是有的,今天我也想替他向皇上讨个情,让他回京严加看管是不是更好一些。”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写完,年羹尧“咔”地撅断了那支已经不能再用的笔,听天由命地在窝铺上躺了下来。他的心已经远远地飘走了,飘到桑成鼎那里去了……

  雍正不声不响地听着,一直等允禩说完了,才冷笑一声说:“好好好,你说得真好。朕在外面栉风沐雨地巡河工,访民情,你们却坐在北京城里想着点子糊弄朕!听起来头头是道,可真是这么回事吗?旗人,十个里头,连一个真去种田的也没有。他们分的田地,有的租给别人去种,更有的干脆卖了!朕原来想让他们学得出息些,哪知反倒让他们手里有钱去吃喝玩乐了!老十有病,老十四也有病,这些朕都知道。可他们害的却是心病,心病好了,什么病都没有了。朕自登极以来,前前后后一共抄了一百四十多个官员的家。这一次又下了朱批,要查抄李煦等二十四家,这份朱批朕出京前就交给了你,你为什么至今还不发出去?嗯?”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张廷玉接到李卫转过来的年羹尧乞命折,一刻也不停地赶到养心殿见驾。他来时,雍正正在和马齐说话。见到张廷玉进来,皇上笑着说:“好好好,廷玉,你快来帮朕劝劝马齐,这匹老马要撂挑子了。”

  雍正这话说得平平淡淡,可是,哪一句都像刀子似的,犀利无比。允祥心中一惊:难道皇上今天就要处置允禩吗?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张廷玉也笑着说:“皇上,臣早就知道这件事了。马老相国已经和我谈过,说他心意已决,臣怎能劝得了呢?皇上要是不想让他歇,臣想他是歇不了的。”

  允禩现在心里最怕的是说隆科多的事,别的他心中虽也不安,却并不服气。他想与其这样不明不白地挨训,不如横下一条心来给他顶回去!便头一梗大声说道:“回万岁,这些事说着容易办着难。先帝爷何等英明?万岁何等刚毅?施世纶他们又是何等的清正强干?可是,从康熙四十六年至今,已过去了十八年,结果如何呢?所以臣弟以为,这样大的事,想一蹴而就,只能是一厢情愿。如今天下已是人心不安了,李熙七十多岁的人,又有擎天保驾的大功。他还债已经还得家无隔夜之粮了,还要再抄家,能抄出什么来?这样抄法,也不怕寒了臣子们的心吗?要是万岁一定要说臣弟办事不力,臣弟也认了。臣弟甘愿也去守陵,请皇上另派能员,免得臣弟误国之罪!”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雍正叹息一声说:“唉,朕怎么能强人所难呢?外面的人都说朕刻薄,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比谁都清楚。就说马齐吧,先皇曾经把你打入天牢,是朕把你放了出来,委以重任,赐以高位。为的是你没有私心,做官清廉,也为的是你的心中有朕这个君王。所以,朕把你看作贤臣,看作依靠。可是,你何忍离朕而去呢?”

  允禩要撂挑子!这里的众人一听全都呆住了。允禩不是这样的人哪,平日里温文敦厚,笑模笑样的,谁不说他是“八贤王”、“八佛爷”呀?怎么他今天跳起来了,要和皇上较劲了?大帐上下,一时间掉根针都能听见,连雍正皇帝也被这突然的变化惊住了。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马齐听皇上这样说,也不由得心中难受。他站起身来,向皇上深深一躬说:“皇上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臣就说句心里话,臣也是恋恩难舍呀!但臣已是七十有余的人了,在这个位子上,就要办好这个位子上的事。臣老了,不中用了,臣若办不了这些事情,岂不负了皇上的重托?该腾出位子来,让年轻的人上去了。”

  雍正却有他自己的打算,也并没有被允禩这故作姿态的话吓住。他盯着允禩问:“老八,你今天是怎么了?我们这是议事,你呕的什么气呢?”雍正站起身来,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子说:“朕早已落下‘抄家皇帝’的恶名了,可是,朕自己心里有数。施恩是应该施恩的,但绝不是你那种施法!现在是要整顿吏治,整好了,朕自能把这个恶名改过来。先甜者必后苦,甘于苦者也必甜,这就是朕的心思!如果听任这些贪官污吏们攫取不义之财,肥身家,养子孙,那我们大清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贪墨即是国贼,凡贪墨者就必须受到惩治!朕是抄了许多人的家,可抄出来的银子,并没有中饱朕的内库,装进朕的腰包。老八你说说,朕何错之有?”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张廷玉说:“皇上,臣以为马齐可以退下来,但却不能让他还乡。主上有事情时,也可就近咨询,岂不方便。”

  “抄家,抄家,闹得朝廷上下人人谈抄色变,有的人连打牌都打出了‘抄家和’!官员们都是十年寒窗的士大夫,难道给他们留一点脸面都不成吗?这朝廷里,难道就不指望他们出来办事了吗?”老八今天是不顾一切了,他就是要和皇上谈这个大题目。他知道,只要说到这上头,就永远也谈不完。所以,他理直气壮,不惧不怕,侃侃而谈,振振有词。张廷玉看着雍正的脸上布满了乌云,怕他立刻就要发作,连忙向方苞递了个眼色。方苞当然明白,他站出来说:“八爷,主上刚刚回京,鞍马劳顿。这个题目又不是一下子就能谈完的,还是留待以后慢慢地说吧。”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雍正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却拿起了年羹尧的乞命折子来看。马齐问:“万岁,还是年某的折子吗?他的事全国上上下下,已经议论了一年了,是非早有公论,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可是,已经晚了!雍正的神色变得十分可怕,他带着一肚子怨毒之气说:“方先生,您看错了,朕未必非要和允禩说这件事。没有张屠户,就吃浑毛猪吗?”他回头又冲着允禩说,“你当然是好人了,事事处处总在替别人着想。朕这样的寻常主子,又怎么能用得起你这圣贤呢?你现在不是有病吗,那就回家去歇着吧,朕随后就有旨意给你的。”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唉,他不肯自尽,让朕有什么法子?”雍正长叹一声又说:“朕下不了这个辣手啊!他与朕私交很深,他的妹子年妃正在病中。朕今早去看她时,见她只剩下一口气了。朕看着心疼,却没有话可以安慰她。朕虽是皇帝,但也有血有肉,常人都能有的感情,朕岂能没有呢?她们家跟着朕已有几十年了,朕怎么……”他说不下去了。

  堂里堂外的几十个人,全都听得心里发毛。怎么,一言不合,就把这位议政亲王撵回家了?那下边的戏还要怎么唱呢?允在却抓住了把柄说:“臣弟只是与万岁政见不合,并没有自外于皇上的意思。既然皇上这样说了,臣弟当然要凛遵圣命,回家养病读书去了。”说完打了个千回头便走。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马齐却不动声色地说:“万岁,年妃是年妃,年羹尧是年羹尧,兄妹二人不能混为一谈。年羹尧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皇上不株连到年妃,已经是天高地厚之恩了。国家,公器也,怎能与私谊连在一起呢?”

  雍正气得直喘粗气,心想,你想撤手就走,没那么便宜。他突然高喊一声:“慢着!”

  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

  雍正很满意马齐的话,因为他正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年羹尧的事情,是应该做出最后的决断了。他疾步走向案头,扯过一张纸来写道:

  允禩刚走到门口,听见这声喊,又转过头来,不慌不忙地循着规矩地深深一躬问:“万岁爷还有什么旨意?臣弟恭凛圣谕。”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乞命折已览,尔既不肯谢罪,朕只好赐尔自尽了。纵观自古至今的臣子,有不法如尔者吗……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如地厚。尔擅作威福,植党营私,如此辜恩负德,于心何忍也?尔自尽后,若稍有含怨之心,则天地不容,尔将永堕地狱而不得超生矣!

  “你要读的那些书,全是做官的学问。我这里倒有一本书,对你很是有用,你不妨看看。”雍正嘴角上吊着轻蔑的冷笑,回头从案上的卷宗里抽出了一个折子,递给隆科多说,“舅舅,这是李卫前些天上的折子。里面有一首《卖儿诗》,你拿给允禩带回去看看。民为国之本,让咱们的这位廉亲王,好好地体会一下,怎么才能称得起这个‘廉’字!”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他把这朱批谕旨交给张廷玉说道:“拿出去发了吧。”

  隆科多早就吓傻了。听见这声旨意,他战战兢兢地走上来取过折子,又小心翼翼地递到允禩手中。允禩却看也不看,说了声“遵旨”,接过来就转身走了。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张廷玉没有多说,迅速走了出去。多年的宰相生涯,使他敏锐地想到,年羹尧既除,下一个便轮着八爷允禩了。八爷是雍朝的一个瘤子,不除掉它,雍正要刷新政治的雄心只能是个泡影。比起死有余辜的年羹尧来,八爷的罪名,并不在年某之下。皇上对他的妒恨,更超过了其他政敌。现在,八爷也已是坫上的鱼肉,只不过,要剁掉它,是要沾上血腥的。因为八爷不同于年某,杀他即是“屠弟”。皇上他,他能下得了这个手吗?

  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

  皇上的这份上谕,是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发出去的。几天之后的一个凄风黑雨之夜,年羹尧听到了这个旨意,也不得不服从这个旨意。他含着悲切,也许还含着愤怒,离开了人间,离开了这个曾经给了他荣耀,也给了他不幸的世界……

  经看出问题来了。”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

  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①(①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

  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

  海、山东。”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

  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

  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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