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明智封继室,毛泽东传

作者:亚洲城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成功,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人民可以放手地进行国内建设了。这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所一直企盼的日子。

  “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行得通行不通?还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需要再拿到干部和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这是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广州会议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雍正皇帝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尹继善等人跟着他又来到了西厢房。雍正亲手切了一个西瓜来分给大家说:“你们随便用吧。朕今天见到了你们,心里头好过得多了。继善,你怎么不过来吃瓜呢?你回了一趟家,尹泰老夫子身子还好吗?你的母亲也还好吧?”

  毛泽东回国以后,立即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土地改革的准备,以及各方面关系的调整等方面。一九五0年六月六日至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确定当前全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全会还决定,要在一九五0年复员一部分军队。接着,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又召开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按照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作了部署。

  刘少奇带头作调查。他深入到湖南农村,

  尹继善吞吞吐吐地说:“回皇上,奴才……”突然他羞涩地垂下了头。弘历在一旁说:“阿玛,继善回是回去了,却没有进得了家门。”

  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有条不紊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然而,一件毛泽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顷刻间,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东北亚的这个半岛上来。

  先后在宁乡、长沙的几个生产大队,主要调查食堂问题、退赔问题、社员房屋问题、山林问题等。四月十一日,在长沙与毛泽东会面,就农村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刘少奇这次调查,历时四十四天,其中有三十天住在农村。

  “为什么?”雍正惊讶地问,“儿子千里迢迢地回来,竟然不让进门,这老尹泰是不是糊涂了?”

  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迅速作出反应。它的反应,不仅针对朝鲜,也针对中国。

  毛泽东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广州会议结束后他为什么一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以后群众对“六十条”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听完汇报第二天就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准备到长沙再听湖南省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

  “父亲说,奴才现在已经是封疆大吏了,应该先国后家。等……见过主子述完职后……方可回家呢。”

  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三十日,又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从此,美国侵略军的坦克在朝鲜大地上横冲直闯。

  他从广州出发的时候,正是广东插秧季节。他在火车上细心地观看铁道两旁农民插秧的情况,发现插秧还是太密,便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问几个农民,那几个农民都赞成六寸乘六寸的插秧密度。①毛泽东说,瞎指挥生产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是由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弘历却说:“继善,你不要再瞒着了。阿玛,事情是这样的:我从南京回来时,继善曾经让我给他母亲带了些寿礼,可能是……”

  美国把台湾和朝鲜半岛这两个并不相干的地区联系起来,同时采取严重的军事步骤,公然干涉中朝两国的内政,有其战略上的考虑。从冷战开始以来,它一直把这两个地区看作它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把中国领土台湾当作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声明中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①这样,美国就趁朝鲜战争之机,直接插手台湾问题,阻止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

  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停靠于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毛泽东听了一段汇报后说:“这只是公社、大队这两级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毛泽东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毛泽东问:“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张平化回答:“群众还是肯讲真话。”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②

  尹继善连忙叩头说:“王爷,您千万不要这样想。这都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孝通天,才导致了这场风波……”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他在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他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②

  对于一个中央文件,毛泽东采取如此慎重的态度,经过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征求意见,从“大跃进”以来,实属罕见。以后,毛泽东越来越看重“六十条”,把它当作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真不像话。”雍正将西瓜扔到盘子里说,“你起来吧。朕知道一定是你们家的那个老醋坛子又打翻了。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老尹泰是哪天的生日?”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在七月七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八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那一天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个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七月七日和十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十三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加上第四十二军(原在东北)和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等,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八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九月六日,第五十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毛泽东谈话结束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多了。第二天(四月一日)他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立即赶赴武汉。他对张平化说,他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以下乡为主”。

  “回万岁,就是后天。奴才给他带的寿礼还都在驿馆里放着,却是没法送回去。”

  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在武昌呆了七天。四月一日,会见外国客人。三日,同王任重谈话(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六日,同周恩来谈今年的经济计划问题。在短短七天中,毛泽东游泳两次,跳舞两次,这种情况同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大不相同。说明他的健康情况比较好了,心情也比较好了。经过这一段调查研究,情况更加明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政策心中都有数了,看到了中国农村以至整个国家经济形势好转的希望。

  雍正思忖了好久,他知道尹继善确实有许多难言的苦衷。既不能说父母的不是,也不能找出替父亲辩白的理由。今天他在这里,又亲自看到岳家母子同沐皇恩的事,怎能不感慨万分呢?他叫了一声:“弘历!”

  隔了六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③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④

  四月八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回到长沙。

  “儿臣在!”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曾经作过各种可能的设想,估计到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的海岸登陆。一九五0年八月,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同美军和南朝鲜军打成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四月九日,在长沙专列上,毛泽东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从晚上七时半谈到十一点二十分。他们俩都刚从乡下调查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谈困难,谈问题,也没有多大顾虑。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插几句话。

  “你马上和尹继善一道回家去,看他这老顽固见也不见!”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⑤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这对日后确保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

  张平化反映,在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供给制,一个是食堂,一个是粮食定购问题。关于粮食定购,他说,生产队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缴大队的、缴给国家的粮食数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

  尹继善一听皇上这么说可吓坏了:“万岁,此事万万不可呀……”

  八月五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⑥,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九月上旬能作战。八月十八日,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随后,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

  讲到食堂问题,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张平化说:“现在看来不见得。”毛泽东肯定地说:“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朕就不信镇不住你们家的那个河东狮子!你们只管放心大胆地走吧,回头朕会有恩旨给你们家的。”

  九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

  张平化汇报供给制问题时说:“现在初步地可以说,供给部分超过百分之三十,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毛泽东说:“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百分之三十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调,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

  尹继善此时心绪万端,愁肠丝结,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话来。同坐一车的弘历笑着问他。“哎,你平日里的那份果敢和干练哪里去了?有我跟着,难道老尹泰敢抽你鞭子不成?”

  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由于社、队规模划小,又加大了生产小队的权力,原来人民公社的那个“大”字,事实上已被否定。这回毛泽东又说,所谓“公”只是表现在积累上,而且两三年内又不能搞积累,这样,原来的那个“公”字,事实上也发生很大变化。对人民公社制度,毛泽东没有否定。但它的内容,不论在体制方面,还是分配方面,以及农民的生活方式,同公社化运动时大力宣传的那个“一大二公”,是大大地不同了。

  “四爷,我跟您回去容易,可难道您能住在我家里吗?大概老父还不至于用鞭子抽我,可我倒真想让他狠狠地抽一顿才好。唉,不说这事了。刚才,我正有话要向主子说,可皇上却把我硬生生地赶回家了。四爷您知道吗?现在外头的谣言多极了,全都是扑风捉影的事。有的人说,皇上得位不正,是篡了十四爷的位……”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和大意。他在讲话中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⑦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毛泽东已经作出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

  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集中在这四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供给制和食堂看作是平均主义的东西。他对于平均主义表现的认识,已经不限于队与队之间、人与人之间这个层面上,而且深入到供给制和食堂这两个敏感领域。他还说:“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弘历一听就笑了:“这我和皇阿玛早就知道了。说隆科多篡改了先帝的遗诏,是吗?”

  但是,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⑧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深化。对于公社化以来由毛泽东和由中共中央决定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决定,在一个一个地推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工作的那封信中所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的判断和决定”。

  “不,远远不止这些。有人说,隆科多被圈禁,是皇上为了杀人灭口;还有人说,皇上……不仁,要斩尽杀绝,他甚至连自己的亲兄弟也不肯放过;也有人说,先太后不是病故,而是被皇上气死的;还有种说法,是太后悬梁自尽不成,又触柱身亡的;皇上不肯把自己的陵墓修在遵化,就因他怕……”

  九月十五日,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二十八日占领汉城,切断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使之腹背受敌,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胡乔木是刚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的。韶山,是毛泽东的家乡,对毛泽东来说,这里是熟人、熟路、熟地方,听起汇报来,自然有一种亲切感。

  “怕什么?”

  九月十八日,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发回电报,报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谈最近朝鲜战况并准备长期作战的情况。二十日,周恩来复电倪志亮,要他向金日成转告中共中央对目前朝鲜战局的意见。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这个电报。复电说:“我们认为你(指金日成。——引者注)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复电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并且说明:“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⑨

  胡乔木说:“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④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三个小队长和这三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开展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毛泽东问:“你参加了?”胡乔木答:“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胡乔木列举了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被破坏了。毛泽东说:“还有,浪费劳动力。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胡乔木说:“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毛泽东又说:“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接着又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答:“农村里头有些问题了。”毛泽东:“锅灶、柴火、粮食。”胡乔木:“主要还有房子问题。根据韶山公社五个大队的统计,八十九个食堂,已经散掉五十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毛泽东又问:“他要维持干什么呢?”胡乔木:“有个思想没有解放,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毛泽东:“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胡乔木:“人民日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毛泽东:“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胡乔木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说:“我们倾向于快一点解决为好。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陆续续自己去解决的。”

  “怕……怕死后没脸去见先帝和列祖列宗!”

  这时,中国政府已经得到准确情报:美军要越过三八线。九月二十九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⑾

  湖南调查组在食堂问题上态度的改变,说明要了解真实情况,特别是食堂这样的敏感问题,必须做深入的调查。走马观花不行,时间短了也不行,只调查一个地方也不行。胡乔木这次对食堂问题的汇报比上一次汇报,深刻得多,具体得多了。他的汇报,把广大群众对解散食堂的迫切希望和要求,活龙活现地展示出来,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听你这一讲,我现在到韶山去,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出来,还不是你讲的这一套。”这时,由中央明令解散食堂的条件还不完全成熟,但湖南调查组关于食堂问题再调查的结果,对毛泽东后来下决心全部解散食堂,肯定是有影响的。

  弘历早已听得变了脸色,一直等来到尹泰府门前,还按捺不住怦怦跳动的心。他说:“你先下去,让我再定定神儿。”

  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

  胡乔木又汇报分配问题。他说:“食堂问题也跟分配问题连在一起,如果把食堂问题解决了,分配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毛泽东说:“现在不是顺三七的问题,也不是倒三七的问题,而是保五保户和酌量照顾困难户的问题,其他统统按劳分配。”所谓“顺三七”、“倒三七”,都是供给制的概念,即工资部分(按劳分配部分)与供给部分的比例。这样,毛泽东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供给制。胡乔木紧接着说:“多数的社员跟干部都倾向于这个意见。但是还有一种办法,大队三七开,小队全部按劳分配。这样做的结果,大体上就是一九开,这样五保户有了保障,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户,也可以过得去。”毛泽东说:“这种户可以喂猪。”意思是说,对他们不必用供给制的办法照顾,但胡乔木仍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毛泽东问:“他们赞不赞成呢?”胡乔木答:“这个意见可以得到多数的同意。”毛泽东又说:“还有另一种照顾的方法,湖北的办法,在分配工作时给他一些便利。”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总想不采取供给制的办法而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困难户的困难问题,尽量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他再次强调:“基本原则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付酬。这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换,按照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

  尹继善说:“四爷,是我孟浪,不该在这个时候说这件事。其实我这里也有好消息,原来打算和岳将军一块儿向皇上密奏的。不过皇上既然派我回来了,我想岳将军会向皇上呈报的。”

  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此刻,“联合国军”在南朝鲜已经集结三十三万兵力。⑿

  毛泽东向胡乔木提出另外一个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胡乔木认为:“现在由小队分配,恐怕还有点困难。因为大队可以超越小队范围组织一些生产、组织一些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为小队服务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队这方面的收入来补充小队。”毛泽东进一步提问:“比如讲,韶山大队十一个生产小队,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时候拉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胡乔木说:“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众反应不多,实际上各小队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很多。”毛泽东说,这是私分的结果。胡乔木认为,这里有一个经营得好不好,超产不超产、养猪养得好不好的问题。

  说着他便走下车来,管家一见他又回来了,连忙上前一步说:“二爷,您怎么这时候又回来了呢?这会子老爷正和大太太生着气,发下话说,你回来后让奴才们挡驾……”

  ①《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395页。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胡乔木问:“主席,你对我们这里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没有什么。就是要用真正听群众的意见这种态度,不能学那个桥头湾小队长那样一种态度。”桥头湾小队长是一种什么态度呢?胡乔木在汇报时,曾讲到韶山大队桥头湾生产小队队长,不给社员分自留地,当然也就不让社员养猪,茅房也只有公共的,没有私人的,思想比较“左”,又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话尚未说完,不防弘历已经来到面前,只听“啪”的一掌,一个大嘴巴就打上了他的脸颊:“混蛋!快滚进去告诉尹泰,就说宝亲王来拜望他,问他见是不见!”

  ②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在听取张平化、胡乔木汇报的时候,讲话不多,主要是听,提问题,听得很仔细。对他们的汇报以及对湖南的工作,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性意见。但他敏锐地察觉到湖南工作有些问题,却又丝毫没有流露。四月十一日,毛泽东致信汪东兴,要他打电话给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住三五天,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毛泽东觉得,湖南同志对于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遍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里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⑤当时,湖南正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多住了几天,主要是为了了解开会情况。

  那管家被他打得就地磨了个旋儿,站直了身子一看原来是宝亲王。他可吓坏了,连忙叩头说道:“小的有眼无珠,没有瞧见千岁爷驾到了。千岁开恩,小的是吃屎长大的,不懂规矩……”

  ③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四月十四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四份材料。四份材料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湖南调查组根据韶山一个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⑥

  他还要罗嗦,弘历一声断喝:“滚起来!”自己却被他这不伦不类的话逗笑了,他问:“尹泰睡了没有?”

  ④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把胡乔木的来信及四个附件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予以讨论。十六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会上,“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⑦过了十天,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在文件标题下面加了一个副题“胡乔木同志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以突出食堂问题。

  “回王爷,家老爷还没睡,正在和陈大人下棋呢!”

  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8月4日。

  这是在食堂问题上的真正突破。曾几何时,“公共食堂万岁”,“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必须坚持公共食堂”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人们都把公共食堂看作人民公社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反右倾”运动中,多少人因反对公共食堂而被批判甚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情景,人们记忆犹新。人们的思想被紧紧地禁锢着。况且,“六十条”对食堂的规定,总的精神还是要办。所以,在解散食堂问题上,要全党上下达到一致的认识,还需要一段时间,并且涉及修改“六十条”的问题。但从毛泽东的态度,特别是从转发胡乔木的调查报告来看,他是想在将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

  “好,带我们进去。”

  ⑥1950年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会议曾经决定,由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后因他们不能到职,7月22日,周恩来、聂荣臻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毛泽东23日批示同意。

  毛泽东四月十八日离开长沙,经南昌到达杭州,住在刘庄。浙江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也都搬到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

  “扎!”那管家连忙提了一个灯笼走在前边,小心地为王爷照着路。眼看到了老尹泰书房门口了,尹继善却突然站住了身子。弘历知道他心里还在怕着,便伸手拉住他,两人并肩走进了书房。和尹泰下棋的人叫陈世倌,尹泰也正下得入迷,对来人看都不看一眼地说:“我不是告诉你们了吗,今天我不去东院了,就在这里和陈大人下棋。你们怎么还要来找我的事儿?”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92-94页。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要邓小平与田家英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定于五月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说:“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小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⑧会议通知于当天晚上发出。

  陈世倌也没看见弘历他们,却在一旁又似劝解,又似调侃地说:“阃令大子军令嘛,谁叫你老大人是本朝的‘房玄龄’呢?告诉你们太太,我老陈今天不走了,赶明儿个我打一套银头面送她——‘将’!你歪老将吧。”

  ⑧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收到会议通知后,按照通知的要求,纷纷到农村作调查。

  尹泰的心也全在这盘棋上,他一边叫着:“张氏,茶凉了,给我们换新茶来。”一边注目棋盘上说,“你别得意,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⑨周恩来致倪志亮电,手稿,1950年9月20日。

  五月初,毛泽东收到陈正人从四川简阳县一个公社写来的信,很高兴。他借复信的机会,再次催促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到农村去做调查。信是写给李井泉和陈正人的,其中写道:“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⑨这时,毛泽东已从杭州到了上海。

  就在这时,张氏端着茶盘走了进来。她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儿子,顿时呆在那里不动了。尹继善也抢前一步叫了声:“爹,娘!”就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了。

  ⑩周恩来关于朝鲜军情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50年9月29日。

  五月七日,周恩来从河北邯郸打电话给毛泽东,汇报他在武安县伯延公社等调查的情况。周恩来汇报了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无收。⑩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尹泰和陈世倌这才抬起头来,并且看到弘历就站在面前,他们惊呆了。连忙翻身跪倒说:“臣没想到王爷会夤夜来到臣府,这……这……”

  ⑾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1950年9月30日。见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①指秧苗的行距和株距各为六寸。“大跃进”中瞎指挥,搞过度密植,许多地方批评六寸乘六寸是“稀植”,是保守。

  弘历上前一把拉起了尹泰,又命众人也都起来,笑着坐在桌旁说:“我刚刚从畅春园下来,路上正好碰上继善。他也刚见过了怡亲王回来,想回驿站。我就叫上他和我一道,到尹老相国这里借本书。路上我说他,你又不是钦差大臣,住的那门子驿馆呢?就是论忠也不在这上边啊?陈世倌,你是几时进京来的?””

  ⑿[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2、213页。

  ②毛泽东同张平化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3月31日。

  陈世倌忙答道:“回四爷,奴才今早就到京了,我这次解了一百多万两银子。李制台和范大人都让我给您带好哪!尹老相国说:如今四爷忙得很,你上哪里找他去?就拉着奴才到这里下棋来了。”

  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①

  ③毛泽东同张平化的谈话记录,1961年4月9日。

  他们在这里说话的时候,那张氏早就退了下去,又重新泡了四杯茶,用盘子端了上来,依次送到客人们身边。但她送了尹继善面前时,尹继善却站起身来,打了一躬,又长跪在地,才双手捧了过来。张氏什么都没说,她老实地退到了一旁,低眉垂眼的听招呼。

  然而,美国当局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对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竟然听而不闻,不屑一顾。②十月七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③十二小时以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一个“统一”朝鲜的提案。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火从鸭绿江边烧到中国东北,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十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嚣张气焰,迫使中国人民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和平,必须挺身而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④

  ④《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中,最后一句是:“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

  弘历知道,这位“仆女”一定就是尹继善的生母了。他却故作不知地问:“哎,继善,使女上茶,本是应当的,你怎么行了如此大礼?”

  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有如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⑤

  ⑤毛泽东给汪东兴的信,手稿,1961年4月11日。

  尹继善胆怯地看了一下父亲说:“回王爷,她是继善的生母张氏。”

  就在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当天的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同时,金日成与朴宪永(当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

  ⑥胡乔木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61年4月4日。

  弘历和陈世倌听了,都不免大吃一惊,连忙站起身来向张氏一揖。弘历故作惊慌地说:“哎呀呀,我们太粗心了,请夫人原谅。这是下人们做的事情嘛,小王断断不敢当!来来来,夫人请坐。继善,你愣在那里干嘛呢?还不快点给你母亲搬个椅子来?”

  对于美军在仁川登陆,毛泽东早有所料。他在一九五0年十月二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曾经这样说过:“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⑥

  ⑦王任重日记,1961年。

  尹继善早已站起身来,搬了个瓷墩放在母亲面前,轻轻地说:“娘,您老先坐下来歇会儿吧。”

  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要有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悬殊。一九五0年,美国钢产量八千七百七十二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二千八百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是多少呢?只有六十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一百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大举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稍有疏忽,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况且,他还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其他成员,当时在出兵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⑧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61年4月25日。

  张氏惊张惶四顾,连声后退地对儿子说:“二老爷,你别折杀了我,我怎么能是这个牌名上的人呢?这万万使不得的。”

  毛泽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的信息已是十月一日深夜。二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立即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⑦他还在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⑧

  ⑨毛泽东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手稿,1961年5月6日。

  尹泰的脸,早已涨得血也似的红了,他勉强地说了声:“王爷既然赐你座位了,你就坐下吧!”

  十月二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毛泽东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会议决定十月四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会议。

  ⑩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话记录,1961年5月7日。

  张氏向丈夫一福,这才斜着身子坐了下来。弘历却问陈世倌:“你说你在到处找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就在十月二日这一天,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份给斯大林的长电报,回复斯大林一日的来电。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以下是毛泽东起草的电文主要内容:

  五月八日,毛泽东收到胡乔木当天的来信,信中报告最近调查情况。(一)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为六个,其中五个不久都将不办。对于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基本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应热烈的程度难以想像,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预计最近即可在湖南全省范围内解决。(二)农村商业问题。湖南省委已决定原韶山的五个公社作成立供销社的试点。(三)手工业问题。中南各省委都决定,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四)城市居民食堂问题。我们在湘潭市调查发现,这类食堂实际上是强迫参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小于农村。(五)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这样做势必增加人员,分散精力,实在困难,而且对附近农村的生产也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六)城市工商业和城市整风方面,有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迫切要求解决,对此,需要进行专门深入的调查。①

  “回四爷,哪有什么要紧的事呀。我这点儿小事,说私也不算私,说公呢,也不算公,只是为了自己的家乡罢了。来京前李制台准了我七天假,让我回家去看了看。那里的灾情很重,又人多地少,生活实在是艰难哪!我想来求求四爷,可怜世倌乡亲父老,能不能免了今年的岁赋?”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五月九日晨三时,毛泽东将胡乔木来信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午四时半复信胡乔木:“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②

  “这本就是小事一桩嘛,你该去求求李制台,再说,尹继善尹大人也在这里,还能办不下来吗?”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五月十三日,毛泽东转发了邓小平、彭真十日来信。邓小平和彭真直接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的顺义、怀柔作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的主要情况是: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都已调整,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关于供给制,要求废除,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实行“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制度。关于食堂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关于耕畜、农具,普遍主张归生产队所有。对于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为此,又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③

  “不不不,省里李制台管着,户部又奉了您的令,谁也不敢开这个口子。所以,我只好来求四爷您了。”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毛泽东已陆续收到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来信。从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连续转发了其中的四封。④对张平化的来信还写了一个批语,强调调查研究。话虽不多,份量很重:“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⑤这个批语是在天津写的,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弘历从案头扯过一张纸来,写了个条子,交给陈世倌说:“你拿着我的这个手令自己去办吧,交给征粮司就行了。”说着又站起身来,在尹泰的书架上浏览着,抽出了一本《宋元学案》来说:“尹老相,我借你这本书看几天,你们全家在一齐好好说话吧。世倌,你跟我走。”说着,他抬脚就出了门。尹泰当然应该为宝亲王送行的,可是也被他拒绝了。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于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召开。前一段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与会者对情况有了更深入一些、更真实一些的了解;思想解放的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总的说来,是前进了一步,比较敢于讲真话,说实情。并且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开得比较活泼。

  客人们一走,这里的情形就更加难堪。张氏早就站起身来了,尹泰的脸色阴沉得更是怕人。尹继善连忙跪了下来说:“爹爹,您老人家七十大寿,正巧儿子要进京述职,真是天叫我们阖家团圆。吏部马堂官给儿子透了个信说,哥哥的差使已经办下来了。因父亲已给哥哥办好了恩荫进士,所以,部里想委哥哥一个上好的差使,让他去江西作盐道。可是我想,父亲已到了古稀之年,大太太也已是望六的人了。能不能换成天津道呢?就回信给老马说,天津离家近一些,我在南京,哥哥去了江西,难免照顾不到家里。老马回信说:江西盐道,是个人人都想着的肥缺,而天津道却是个瘦缺。所以,儿子这趟回来,还想请父亲和大太太商量一下,到底如何办才好。”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会议开始一段,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讨论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讨论粮食问题。六月二日、三日、五日,讨论林业、商业、手工业等问题。最后,讨论了一下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

  尹泰听说大儿子的事已经办好了,心里也不禁高兴。所以,倒没有放下脸子来,只说:“你能办好这件事,足见你的孝心。其实,你们哥儿俩,我从来都是不偏不向的。不过,你大哥这些年科场蹭蹬,官运不好,为父的未免多替他操点心就是了。”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⑨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经修改后,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经过反复调查,充分酝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如果没有这样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是不可想像的。

  尹继善见父亲没有发怒,忙从身上掏出一张单子来,双手捧着呈了上去:“父亲,这是儿子在任上给您采买的寿礼。”张氏连忙走过来接了,又转给尹泰,就在母子两人的手一接触的一刹那间,尹继善觉得母亲的手热得发烫,心头又是一紧,忙问:“二姨娘,你身子不舒服吗?”

  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分析了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说明了中国出兵作战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法以及国内策应部队的调动情况;同时也向苏联提出为保障作战胜利所必需提供的支援。毛泽东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他考虑得全面,周到,又很慎重。这份电报没有发出,但它非常详尽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当时对出兵朝鲜的基本态度和各种考虑,因而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献。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春天已经过去,夏荒正在面前。从“十二条”下发以后,农村形势开始有所好转,但是粮食问题依然是十分突出的问题。周恩来和陈云在全体会议上专门讲了粮食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就这个问题讲了话。刘少奇说:现在各种矛盾都集中在粮食问题上。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不可。现在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⑥陈云分析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四条办法。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这是根本的。二是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这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是必不可少的。他说:“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⑦

  张氏却没有答言,转过身去站在老尹泰身后,为他捶背去了。尹继善仗着胆子说:“娘,你先坐一会儿,让儿子来服侍父亲好吗?”

  根据有关情况判断,毛泽东这个电报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开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但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三年中间,全国共招收职工二千五百多万人,使城市人口从九千九百万增加到一亿三千万。而粮食,一九五九年以来连续两年大幅度减产。动员城市人口(主要是从农村招收的职工)下乡,压缩城市人口,成为解决经济困难问题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

  张氏连忙说:“不不不,还是我来吧,我自己没什么要紧。你是当大官的人,怎么能让你干这事呢?”

  在转告斯大林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⑩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而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

  这次会议,还制定了关于手工业问题、商业问题、林业问题、退赔问题等四个文件。

  尹继善却不管不顾地大叫一声:“来两个丫头,给老太爷捶背!”

  十月四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六月十二日上午,发表了讲话。

  尹泰没有阻止,眼前这个小儿子确实是个人才,他得到了皇上的重用,还因为他的功劳,给自己挣了个“侯爵”的尊号。这样好的儿子上哪去找呢?可他却偏偏是姨太太生的,因此张氏就上不了台盘。尹泰心里,也有自己难言的苦衷啊!眼看着小儿子做了封疆大吏,可大儿子已经五十岁的人了,却连当个道台还要到处去求人。大太太心里难受,就给他气受;而他忍不下这口气,又不敢得罪了大太太范氏,就越发要压制张氏,以此来平息心中的怒火,也调停这家庭里的关系。现在听继善这么一说,他的火又上来了:“好啊,你……你……你不要坐立不安的,有道是母以子贵嘛!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搬出宝亲王来,叫你的父亲丢人现眼呢?”

  ①周恩来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谈话记录,1950年10月3日。

  他说:这次会议大有收获。去年北戴河会议时不甚清楚。后来十月开了几天会,搞了“十二条”,但是还要办食堂,还要搞三七开。今年三月广州会议,大有启发,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广州会议搞了“六十条”,就解放思想了。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不彻底。至于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林业问题,没有提到。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我也不例外。

  尹继善连忙上前说道:“爹爹,儿子怎么能那样做?儿子是想……”他的话尚未说完,老尹泰竟然拂袖而去了。

  ②[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5、218页。

  毛泽东建议大家再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张氏一把将儿子揽到怀里泪流满面地说:“好孩子,娘知道你是心疼娘,可我早就这样过惯了,也不在乎多受些委屈。倒是你在外头当大官,不能常常见到你,叫娘操不完的心啊!”

  ③同上书,第221页。

  毛泽东又一次回顾自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经验。他说:

  尹继善说:“娘,今天既然已经说破了,你就什么也不要再怕。等儿子回任时,一定要带您回南京。咱们惹不起,还能躲不起吗?”

  ④毛泽东致中共中央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负责人电,手稿,1950年10月19日。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Ο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

  张氏连忙捂住了他的嘴:“好孩子,快别说傻话,叫你大娘听见可是了不得呀……”

  ⑤彭德怀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1955年2月11日。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这娘俩正在说话,就见太监高无庸一挑门帘走了进来,大声说道:“尹大人,有旨意。”

  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他说:

  尹继善连忙起身,就听高无庸说:“不,不单是你要接旨,还有尹泰和范氏夫人,张氏夫人,都要前去接旨。你们快着点,十七爷正在外边候着哪!”

  ⑦毛泽东致高岗、邓华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尹继善母子愕然相顾,继善说:“娘,你别怕,也不要打扮。旨意里既然叫着了你,就一定不是坏事。你就是穿得再好,能比得上大娘吗?”

  ⑧毛泽东对周恩来致倪志亮电的修改稿,手稿,1950年10月2日。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Ο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受了苦就是了。”⑧

  在尹继善的搀抚下,张氏跟在尹泰和范夫人身后,来到了大堂。尹泰看了一下,这里香案等物早已备好,便叫张氏:“你也站过来吧。”张氏这才胆怯地站到了下首。

  ⑨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这个电报未发出。

  毛泽东对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作过多次回顾和总结,而这一次比过去任何一次讲得更加系统而深入,对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所犯的错误)作出明确判断。第一,庐山会议后应当继续反“左”,反右错了。(但毛泽东仍坚持庐山会议关于彭、黄、张、周的错误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反右把许多好人、说老实话的人,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是“反革命分子”,犯了错误。对一切受了冤枉的,都要平反。第三,郑州会议精神、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食堂和供给制的问题是不正确的。第四,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再度泛滥。第五,强调普遍反对“五风”特别是“共产风”。整风整社,开始主要整三类县、社、队,强调夺权斗争。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村中主要的普遍的问题是“五风”问题。第六,总的说来,现在大家解放思想了,对社会主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十七爷允礼刚在上首站定,高无庸却已走了过来,他的手中捧着一个金盘,盘中放着一套金碧辉煌的一品诏命服饰,还有两个黄灿灿金亮亮的头号大金元宝。诏命服上压着一顶镂花金座朝冠,三颗玉米子儿大的东珠中间,攒了一颗樱桃大的红宝石,颤巍巍地在灯下闪闪发光。范氏夫人纳闷了:哎,我不是已经有了这套行头了吗,再送了这份来,是给谁的呢?

  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初步意见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档案。

  差不多正好一年前,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过总结,就是那篇《十年总结》。《十年总结》有一些很好的内容,但“左”的东西仍不少。比如,对全国刮“共产风”起过很大影响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加以肯定;又如,认为七八两月的庐山会议基本上取得了主动。而且,《十年总结》完全没有触及当时已经严重泛滥、对全局产生严重影响的“五风”特别是“共产风”的问题。这次总结,触及许多实质问题,作出一些比较符合实际比较公正的论断。所以,毛泽东认为,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所谓“大为深入了”,当然只能放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来理解。从长远来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要认识清楚,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实践和探索的过程。

  就在这时,十七爷允礼开言了:“有旨:着尹泰、尹继善、范氏、张氏听宣!”

  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①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要警惕受骗。他说,他就受过骗。河南省委一位书记曾对他说,河南的食堂半机械化可普遍啦。其实根本没有,就是展览会上的一个机器。后来邓小平去河南调查一个县,那个省委书记就连夜把那个机器从郑州展览会运去。毛泽东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严重教训来记取,提醒各级领导同志们注意。此时毛泽东也许会联想到,一九六Ο年他参观了那么多的“四化”展览、新技术展览,那里头有多少展品只是作个摆设而没有真实意义和实际价值呢?

  “万岁!”四人同时跪下叩头。

  会议进行中间,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彭德怀赶到了会场。彭德怀对这个会议毫无思想准备,连会议内容事先都不知道,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散会后,他来到杨尚昆住处,详细了解会议情况。②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他以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证明,教育干部是一个何等重要的问题。他说:“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经过那次整风,七大以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套,全党就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时期还没有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从现在开始,要长期教育干部,非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⑨

  “尹泰追随先帝有年,又辅佐朕躬,实为朕的心膂重臣。且教子有方,尹继善秉公畏命诚心事主。父子同为朝廷柱石,实为天朝之盛事。但张氏相夫教子之功,亦不可没。前虽各有封赏,但张氏岂可以青衣上对显贵?即着毅亲王持冠传旨,赐张氏与范氏夫人同为镇国将军,一品诏命。待尹继善回任所时,即命张氏随同前往。钦此!”

  十月五日上午,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将彭德怀从北京饭店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非常清楚,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他们两人进行了一次情真意切的谈话。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③

  毛泽东建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八月。这一段时间先把农业问题搞好,下次会议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城市整风问题。他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上山之前,他对秘书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自然要联想到第一次庐山会议。第一次庐山会议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的感受不会比别人小,在那次会议上他的心情也并不舒畅。他决定二上庐山,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下边跪着的四人全都傻了。

  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在别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④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

  第二次庐山会议,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十六日,共二十五天。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干部轮训问题。

  从十月二日到五日,中央开了三天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尽管有了自己的主张,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让大家把出兵的不利方面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说出来,然后再说服大家。其实,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如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⑤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⑥这是毛泽东对当年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决策啊!

  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更是作了大量准备工作,起草了一系列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

  十月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和大区负责人开会,安排会议议程。

  十月八日,在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以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⑦

  毛泽东先问了各地的年成,又问到贯彻“六十条”及农村的情况。中南的同志谈到“六十条”解决了生产队的问题,但土地、耕畜、劳力等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这样,所有制与分配有矛盾。这正是毛泽东长时间以来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应当加以研究。

  同日,毛泽东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有关问题。

  对于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工业,毛泽东曾经很自信,认为没有什么神秘,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困难。但经过一九六Ο年的大挫折,改变了看法,认为人们对社会主义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对工业,就他个人来说,也是不甚了了。他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八日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立即与高岗率领临时指挥人员飞往沈阳。次日上午,彭、高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要求各部在十天内作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

  “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了整风,才搞出了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

  也是十月八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但周恩来还是带着两种意见,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讨的。如果中国出兵,那就要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说没经验,已经搞了十二年,也有些,但也只有十二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⑩

  双方谈得并不很顺利。十月十一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军。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造成严重后果。

  这次会议一共听取了六个报告: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李先念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李富春关于工业计划的报告,薄一波关于《国营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说明,陆定一关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的说明。邓小平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讲了五个问题:(一)对最近三年的估价;(二)三年调整的目标;(三)方法问题;(四)集中统一,分级管理;(五)统一认识。邓小平的讲话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总结。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

  这样,在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一个波折。毛泽东认为需要与政治局的同志再次讨论此事,以作定夺。十月十二日,他致电彭德怀、高岗,要求:“(一)十月九日⑧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⑨

  ①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1961年5月8日。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当天,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周恩来:

  ②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61年5月9日。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③邓小平、彭真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1年5月10日。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④指张平化1961年5月10日关于浏阳县大江大队调查的来信;李井泉1961年5月13日关于恢复供销社试点工作的来信;王任重1961年5月10日关于湖南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来信;阎红彦1961年5月9日关于调查农村几个问题的来信。

  (三)真日⑩菲里波夫⑾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⑤毛泽东转发张平化来信的批语,手稿,1961年5月14日。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5-341页。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⑿

  ⑦《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61页。

  当时,毛泽东关注又担心的是两点:第一,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这是关系到用于国内建设和一般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从而影响国内经济是否稳定的问题。第二,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援。为此,毛泽东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上述问题重新商定。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73-277页。

  周恩来将毛泽东此电内容通过莫洛托夫转达斯大林。斯大林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6月12日。

  斯大林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但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⑩毛泽东在中央和各大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稿,1961年8月23日。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7页。

  毛泽东没有在全体会上讲话,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关于经济形势,他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碰了钉子,有了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现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了。他说:“这次会议搞了几个好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①

  ②访问杨尚昆谈话记录,1995年10月16日。

  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这是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发生过分歧。

  ③德怀传记组访问杨尚昆谈话记录,1995年7月20日。

  这次庐山会议的气氛同第一次庐山会议迥然不同,总的说大家的心情比较轻松,也比较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会议中间有些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有过批评,但都属于正常的讨论。

  ④《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8页。

  毛泽东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有闲游览庐山含鄱口、仙人洞等名胜。九月九日,赋诗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⑤《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735页。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0、101页。

  仙人洞,在庐山佛手岩下,牯岭之西,高约两丈,深广各三四丈,传说为唐朝仙人吕洞宾所居,因而得名。凡游庐山者,大都要到此一游。

  ⑧疑为8日。

  这首诗既是写景,更是抒情,写景是为了抒情。“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些含有哲理的诗句,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说是他那不平凡经历的艺术概括。

  ⑨毛泽东致彭德怀、高岗电,手稿,1950年10月12日。

  九月十六日,会议闭幕那天,毛泽东又书写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赠庐山管理局党委诸同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很能反映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⑩真日,即11日。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离开庐山,九月二十一日到了武昌,准备在那里会见蒙哥马利元帅。这是他们第二次相见,也算是老朋友了。

  ⑾菲利波夫,指斯大林。

  二十三日下午,他们在武昌东湖第一次谈话,然后共进晚餐。二十四日上午第二次谈话,仍在东湖,并共进午餐。下午,毛泽东约蒙哥马利游泳,蒙哥马利不会游泳,坐在船上观看。上岸后,毛泽东到蒙哥马利住处胜利饭店,同他进行第三次谈话。蒙哥马利见毛泽东喜欢抽烟,送给一盒三五牌英国香烟。毛泽东则书写他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游长江时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回赠蒙哥马利。

  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3、104页。

  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两个问题:“主席对解放十二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毛泽东向蒙哥马利大致地介绍了中国民主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情况。

  此时,正值平壤告急。十月十五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电报说:“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十月十六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①同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十六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如箭在弦上,只待最高统帅部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蒙哥马利又问:“在一九四九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毛泽东说:“一九四九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蒙哥马利进一步提问:“当时按照轻重缓急来说,哪些问题占首要地位?”毛泽东说:“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没有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没有经验。”

  作为最高决策人毛泽东,这时更加冷静而周密地考虑和布置一切重大问题,使出兵做到万无一失。十七日下午五时,他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十八日来京,并说:“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②

  蒙哥马利又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毛泽东回答十分干脆:“一开始就看到了。”蒙:“我用的是一句英国成语,意思是在什么时候你们才感到前途明朗了,找到一条道路了?”毛:“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蒙:“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处的一点亮光。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如一九五四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

  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渡江作战和渡江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二十一时,电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③

  毛泽东说:“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蒙哥马利问,一九四九年着手恢复经济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人。毛说,根本没有。蒙说,但你们得到苏联的技术帮助。毛泽东说:“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从十月一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十九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仅仅十八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的路程。在这决策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他面前。他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作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这是多么不容易!

  毛泽东回答蒙哥马利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他说:“你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蒙:“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

  二十年以后,一九七0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在谈到革命问题的时候,蒙哥马利说:“中国革命胜利已经十二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毛泽东说:“对,多少还要遗留下去。”蒙:“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毛:“做了一点,还不够,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蒙:“你们在十二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毛:“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共进午餐之后,继续谈话。蒙哥马利说想跟毛泽东谈谈三原则问题。所谓三原则,就是“一个中国,两个德国,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他说,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西方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一个和平的世界,但除非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上,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他说,这三个原则,多年来都单独提过,这一次要一揽子提出。毛泽东表示支持,说“提得对,提得好”。②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在第二次会见中,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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