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

作者:亚洲城

一九六二年的头几个月,中苏关系总的说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度过的,但平稳之中也有波折。

  乔引娣忙放下了吃了一半的饭,快步赶到澹宁居来。见皇上正半躺半靠地歪在大迎枕上,她蹲了个福说:“奴婢今晚来侍候主子……十三爷那么好的人,怎么说去就去了呢?唉,人总有这一天的,主子就是再伤心也没有用了。您天不明就起床做事,哪能不乏呢?来,奴婢先给您烫烫脚,您再稍用点膳,精神就会好起来的。”她一边说着,一边就端了铜盆来,兑好了水,把雍正的脚放在盆里,小心地搓洗着。雍正早顺从地坐了起来,任由她那两只柔嫩的小手揉搓着。乔引娣又叫高无庸给皇上做了一碗姜醋面片儿来说:“主子,您大概没吃过这样的膳,好吃着哪!这叫面片汤,我们老家的人全都会做的。传说从前有个懒汉,到土地庙里去祷告说:‘大小有点儿病,别叫送了命;姜醋面片儿,喝个半月儿……’”

  弘历正在少年时期,也是个才高识广、风流倜傥而又不甘寂寞的人。但他又深知自己带着钦差大臣、王子阿哥的双重身份,生怕别人说长道短。所以,凡是外出,身边从不携红带绿的,只有几个粗汉子在侍候。今天,他乍然看到这两个小女孩儿,眼睛都放出光来了!他把玩着那个时刻不离手中的扇子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给中共加了三条罪名:其一,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其二,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了所谓“特殊立场”;其三,在国际共运中实行所谓“独特路线”。并要中共接受它所说的“共同路线”。

  她还没有说完,雍正就“扑哧”一下笑了。引娣却还在继续说着:“恰好这天有个叫化子,在土地爷神像后边睡觉,他听了就说:‘得病就死’!吓得那懒汉一溜烟地跑了……”

  那位中年妇女上前一步福了两福说:“四爷,小妇人姓温,您就叫我温刘氏好了。这是我的两个一胎双生的姐妹,眉心上有朱砂痣的是大的,主子给她起名叫嫣红,小的叫英英。往后她们有了不是之处,全凭四爷费心指教。”

  三月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邓小平,表示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3月1日。《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9页。)

  雍正说:“看来,朕也要变成懒汉,喝上半个月的面片汤了!”

  弘历不解地问:“主子?”

  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后,三月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来信的估计及对策,并要中联部起草复信。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30页。)同一天,派专机将苏共中央来信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

  “主子,您哪会是懒汉呢?谁不知道,您是天下最忙的人啊!”她用干毛巾擦着雍正的脚说,“奴婢这是看您不高兴,才想起来给您说个笑话的。”

  “哦,我说的主子就是黑嬷嬷。嬷嬷本家姓方,永乐年间家败时,是端木家里收留了他们,便以主仆之礼相敬,其实端木家是从来也不把他们当仆人对待的。倒是我们温家,是地地道道的下人。”

  三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唉,实在是难为你了。你要是想念十四爷,还可以再去走本”

  她刚说到这里,弘历就全明白了。他思量着说:“哦,既然是方家,又是在永乐靖难时败的家,那一定是明代大儒方孝孺了。忠臣烈士之后,相扶相携三百多年,这真算得上是一段佳话。”说着回身要去取茶,温家的不用吩咐,立刻走上前去,从茶吊子上摘下壶来,嫣红撮茶,英英续水,倒了三杯茶送了上来。那英英回头又端过面盆来,先倒上了点热水,再加上凉水兑好了,又取下搭绳上的毛巾来浸了三块。这边三人刚刚喝了香茶,正在品味之时,她已经把热毛巾送了上来,弘历笑着说:“真是不比不知道,女孩子就是心细。好,你们就留在我这里吧。”说着叫外头老刘头进来吩咐说,“这三人是新进来侍候笔墨的,就在我书房隔壁收拾出一间房子来给她们住。两个女子还小,告诉家人们不要委屈了她们。”又对嫣红和英英说,“你们要是缺什么,不要客气,只管找老刘头去要。我要出去一下,把墨给我磨好,等我晚上回来用。书架上的书,看起来虽然有点乱,但我心里有数,你们不要替我收拾。好了,李卫和老范,咱们一同到你们那粥场去看看如何?哎,继善今天怎么没有一同过来?”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三月二十九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刘少奇两次召开会议,修改复信稿,报送毛泽东审定。四月三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复信稿。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封复信。.四月九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对他说: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为了团结就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会。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来解决苏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4月9日。)

  引娣脸一红:“我,不想去了……”

  李卫忙说:“尹继善今儿个来不了,他到河工上去了。春暖花开,菜花汛就要到了,还有些工程要收一收底儿。这些都是最肥的缺,得用最最清廉的人去作,也得他这个巡抚亲自操心才行。我和他说了,今年汛期如果出一点漏子,或者决了口子,那我们这十几年的交情就没了,我非要参你个七窍冒烟不可。银子我有的是,足能可着劲儿的让你用,咱们这里有了养廉银子不是?但你派去上河工的人役们,谁要敢贪污我一文新政钱,我非请出王命旗斩了他们不可!继善这人我是一百个放心的,我说得狠一点,也就算是给他撑腰了。今儿晚上我为四爷饯行,他还能不来吗?”

  然而,从一九六。年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以后,苏共中央已无意再开这样的会议。他们五月三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里,提出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方面的这一建议只好搁置下来。

  “为什么?”

  范时捷却在一旁说:“四爷,您今儿个和我们一块儿出门,可就又是微服私访了。我们穿什么呢?总不能袍服马褂地跟在后边吧?”

  这时的中苏关系,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党之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两国关系又因为新疆部分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事件而紧张起来。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你们想的和奴婢全不一样,也许这都是命吧。”

  李卫笑着说道:“好我的范大舅子,你怎么不找我呢?我那轿子里,什么行头全有。你是想当叫化子,还是当风月楼的王八头儿?说出来,我管保让你鱼目混珠!”

  从一九六二年初开始,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从三月中旬至五月,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六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高无庸进来禀道:“皇上,王爷和大臣们问安来了。”

  范时捷也不肯饶过李卫:“那我就扮个老王八,你跟着我当小王八好了。”俩人说着笑着,却早已装扮齐整。李卫扮了个师爷,范时捷却好像是个管家。三个人说说笑笑地,就来到了坐落在玄武湖畔的粥场。弘历一边走着一边问李卫:“你小子怎么想了这个法子呢?皇上曾经几次夸奖你。他老人家说,要是天下的督抚都能有这个善举,太平盛世也就快要到了。从长远说,这真是个庙堂百姓都称赞的好办法呀!”

  从四月下旬起,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平息这一严重事件。

  雍正看了引娣一眼:“叫进来吧。”

  李卫却说:“主子爷呀,我可没有想那么多,我只道挨饿的滋味不好受。人真到饿急了的那一步,看见吃的就要抢,看见有钱人就想打,他们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的。我有一个婶子,丈夫死了十几年,她都不嫁人。可是,一场蝗灾过去,她也只好下海卖淫去了……有什么法子呢,她的两个孩子还要吃饭哪!”

  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苏国家关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这时,毛泽东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份材料,反映赛福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27日。)

  今天因为皇上吐了血,所以凡是能来的人,全都来了。雍正皱了一下眉头说:“贾道长是方外之人,不必在这里陪着。小弟弟,你还小,也不要在这里熬夜了。高无庸,去弄辆轿子来,送你二十四爷回府去。”

  范时捷也不无感慨地说:“李卫说的全是真的。我在芜湖盐道时,曾亲眼见过刘二饥民暴动。就为了一斤粮食没有给足份量,那刘二一扁担就把米店老板打得四脚朝天。几百饥民趁机抢米。砸店铺、抢银号,连不是饥民的人也全都卷了进去……刘二被正法时,我是监斩官,亲眼看到外边设酒祭奠他的就有几十桌!我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看着,还亲手给刘二送去一碗酒,才算平息了这件事。当时,不这样不行啊,你只要稍微有一点处置不当,就会一触即发,而一发就不可收拾呀!”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②(②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纪要,1962年4月30日。)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允祉是正在自己府里吃酒时,得到允祥去世的消息而且被传进来见皇帝的。他言不由衷地说:“唉,正好好的呢,怎么他说去就去了?”

  弘历的目光瞧着远处,像是在想着什么。忽然,他指着前边问道:“哎,那边就是粥棚了吧?你们为什么要把它设在这里呢?”

  这以后,中共中央在五月中旬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六月底,又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弘时心里有鬼,此时也在说着敷衍的话:“若论十三叔这病纠缠了也好几年了,只是儿臣想不到会这么快。”说着,他还抹了抹眼泪。

  李卫说:“四爷您瞧,这东边有个破落的五通庙,能遮风避雨;靠着湖边,能洗洗涮涮也干净一些;离粮库近,取粮也就方便。我下了令,南京城里不准有一个叫化子。他们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少生些闲事啊。”

  这次事件,使得毛泽东等人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③(③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北戴河会议期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④(④毛泽东同中共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摘要,1962年8月3日。)这一时期,另一个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问题,就是中印边界问题。

  弘历却说:“阿玛一吐血,可把儿臣吓坏了。大家谁都知道您和十三叔的情份,可您也得节哀应变哪,十三叔的后事,儿子们多操点心,绝不能让阿玛再伤神了。”

  弘历打心里佩服这个“小叫化”,看来他真是动了不少脑筋。他们来到这里时,已是快到吃饭的时间了,只见借大的空场子上早已挤满了上千的饥民。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也一个个地把饭碗敲得山响。人群中不时发出争吵声,还夹杂着女人孩子的哭闹,男人粗野的漫骂和莫名其妙的哄笑声,范时捷一眼瞧见一个粮库账房里的书办,正在指挥着卸米,便叫他来到跟前。那人愣怔了好大半天,才认出是“范大人”,他连忙打千请安。范时捷问他:“在这里吃舍饭的人有多少?”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在中印边境西端更为突出。到七月,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冲突一触即发。

  只有弘昼却又是一种说法:“十三叔之殁,确实是令人痛心疾首,也让儿子生出了欣羡之心。前几天,儿子去给十三叔请安时,听说,他还有一件心愿未了,儿子觉得这是最要紧的。”

  “回大人,数目不一定,多的时候有三四千,少的时候也有一千多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中印边界特别是西段边界将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要使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

  弘昼听着他的话,忽然想起他自己装死的事,不出声的笑了,却又忙转过脸来装做擦眼泪。可偏偏让雍正看到了,不禁生出了厌恶之情。他问弘昼:“你十三叔有什么心愿?”

  “按人头发放,一个人能摊多少?”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①(①196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四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②(②1962年5月3日《人民日报》。)五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①(①1962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弘昼磕了个头说:“那还是雍正四年的事。当时京师大水,十三叔去查看河道。十三叔当时就说,他一定要办好这件事。儿子当时曾劝他不要太劳神,等病好了再说。十三叔却说:‘恐怕没有那一天了’。如今他不幸而言中,这就是他的一大心愿。”

  “三两。”

  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②(②[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71年5月版,第390页。)

  雍正听到这里,禁不住五内俱焚。他对张廷玉说:“廷玉,老十三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就随了他这个心愿吧!”

  “带着孩子的女人呢?”

  到了六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七月五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外交部在七月八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随后,中国边防军在这一地区同印军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斗争。

  张廷玉忙答道:“是,这事明天臣就下令办理。臣觉得俞鸿图是个能干的官员,就把这差使交给他办好了。”

  “回大人,我们这儿是按人头算的,不论大人孩子。饭前发签子,一个签就是一份儿。”

  印军入侵加勒万河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中央军委早在五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

  下边,他们又议着给允祥封号的事。雍正的意思是用:忠敬诚直勤慎廉明。他说:“允祥先就封了贤亲王,再加上这个谥号,是没有一字虚言的。”

  弘历在一旁问:“这里都是本省的吗?外省来的人多不多?”

  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十一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

  允祉在一旁却吃起醋来,因为允祥加了双亲王俸后,一年就比允祉多拿了两万多银子,他能服气吗?便站出来说:“祥弟有这样的考语,也可含笑九泉了。既有‘忠敬诚直’,又有‘勤慎明贤’,皇上想得好!”

  那书办看了一眼弘历,又连忙低下头来说:“小的回禀大人,本省来的十停里还不到一停。因为李总督有令,凡本省饥民发粮回乡,乡下也有救济,但他们中有的人是家里没地的,回家照样是没法子活。所以,你刚刚赶他们走了,过不了两天就又回来了。”

  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①(①转引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3页。)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②(②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1962年8月10日。)

  雍正一听就知道,他这是故意把那个“廉”字去掉的。他又在鸡蛋里头挑骨头了:“其实,朕的这些考语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廉’字!”他瞟了允祉一眼说,“诸皇子中,他是唯一的一个没有置庄子的。当年,先帝分封诸王时,各得二十三万,三哥你是三十万,而允祥却只要了十三万。他说,‘三哥家人口多,还要养活一班子人来编书,我用不了那么多银子’。他这一生中救济过多少人,大概你们也都不会忘记吧。朝廷上下,还有人能和祥弟并肩的吗?”一席话,把允祉说了个脸红脖子粗。雍正下令逐客了,“你们都跪安吧!三哥,主持丧事非你莫属。明天叫礼部的人来,拟定允祥丧事的细节好了。”

  “都是哪个省份的来这里人最多呢?”弘历又问。

  就是在中印边界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在同毛泽东商量后,周恩来七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等。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谈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③(③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与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给陈毅并代表团的指示,手稿,1962年7月23日。)

  天已经很晚了,空落落的大殿里,只留下雍正和少数几个太监宫女。雍正躺在烧得暖烘烘的大炕上,意马心猿,魂不守舍。在这里陪伴他的就只有乔引娣和另外两个宫女。雍正抚着脑门子说:“唉,朕今天是怎么了?做什么都做不下去……秀菊和彩霞过来给朕捶捶腰腿,引娣,你也别那样老站着,过来陪朕说说话不行吗?”

  那书办毫不犹豫地说:“那还不是河南第一!他们不但来的多,而且常常是一拨一拨地来,有的走时是一个人,可回来时又领来了一窝儿。甚至有的一家三代全都开过来了,像是认定了我们江南的粮好吃似的。你少盛给他一点儿,就日爹骂娘的乱叫喊。唉,也难怪他们。那边天天吵着叫‘垦荒’,里保甲长们撵着人们丢了熟地去开生荒,一言不合就拆房子撵人。有的人就趁机巴结田中丞,谁报的数越多,他就越给谁升官。这可苦了百姓们了,生地还没开出来,熟地就全又撂荒了,他们怎能不往外逃呢?”

  但是,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后来,印度军队终于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犯,中国军队不得不实行自卫反击。

  引娣点着了安息香,往茶吊子里续了水,就坐到了熏笼上。她说:“皇上啊,奴婢小时候就爱看戏,哪知道当皇帝还这样难。这不和大户人家那些老爷子是一个模样吗?”

  范时捷看着弘历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便连忙在一旁拉了他一把说:“走吧,咱们到粥棚里去看看。”

  在中国西部边陲发生新疆问题和中印边界反蚕食斗争问题的同时,在台湾的蒋介石也趁国内发生经济严重困难之机,叫嚣“反攻大陆”,并积极作了部署。东南沿海地区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哦?你们说说,这皇帝该是怎么个当法?”

  粥棚里支着六口杀猪锅,锅里翻滚着即将出锅的热粥。几十名大汉脱光了膀子,在搅和着大勺。弘时要过勺子舀起一勺来,放在鼻子尖上闻闻,那粥像是有点发了霉似的。李卫在一旁笑着说:“四爷,您甭闻它了,不会香的。来这里的人,也不能让他们吃得太饱太香,那样,谁还肯回家去种地?但是,也不能让他们觉得太饿。逼急了,他们就敢把我这粥场给砸了。这里头的分寸,学问大着哪!”

  还在四月间,中央军委就开始注意到蒋介石有派军队窜犯大陆的迹象。五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

  彩霞最是嘴快,她说:“咳,那不是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想怎么化银子就可着劲儿地化。白天把大臣们叫过来,说声‘有事出班奏来,无事卷帘退朝’!人都散了,皇上就可着意儿地玩吧!”

  这里正说着看着,突然,粥棚外传过来一阵女人的尖叫声:“你个天杀的王老五,你还能叫人吗,闺女才多大呀,你竟要把她卖给人贩子?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六月六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乔引娣笑着斥道:“你胡说些什么,皇上听了还能睡得着吗?皇上,您净挑那些没意思的事想,想着,想着,您就可以睡着了……”

  弘历他们连忙赶出来看时,只见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正把一个女孩子挟在腰间从五通庙里出来。那女孩子看着也就是十二三岁,正哭着闹着地在挣扎。她的身后,还有个妇女在追赶着:“把我的孩子放下!你这个没囊气又不要脸的男人啊……”

  六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约见杨成武、许世友等。杨、许向毛泽东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并谈了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

  雍正合上了眼,真是这样做了。忽然,他看到小福正绑在老柿树下被火烤着。他一急之下,恼怒地喝斥:“朕已是天子了,你们还敢这样欺负人?五哥,你快来救下她!”

  那男人似乎是下定了决心一样,回头就对这追赶的女人一个大耳光:“贱人,我叫你撵!告诉你,我只要不写休书,你就永远是我们王家的人!”

  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关于军工生产,毛泽东赞成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说,他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①(①毛泽东听取杨成武、许世友汇报时的指示记录,1962年6月3日。)

  引娣睡觉最是轻,她一下子就醒了过来,看大钟时,正是丑末时分。她看看四周,彩霞等人全都睡着了。她轻轻下地来到雍正身边说:“皇上,刚才是您在叫张五哥吗?”

  那女人哭得更厉害了:“你这个死不了的王老五呀,我日死你八代,你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呢!”突然,她看见弘历等一行人正向这边走过来,便扑身跪倒在弘历面前哭诉道:“老爷,你行行好,别让他这挨千刀的卖了我闺女呀!这孩子才十三岁,她怎么能去接客,怎么能去侍候人呢?那个春香楼能是女孩子们去的地方吗?”

  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电讯稿,加写了一段话:“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②(②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中加写的话,手稿,1962年6月11日。)随后,他要秘书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十八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在内部印发这个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这个电讯稿“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62年6月18日。)

  雍正已醒得毫无睡意,灯下看引娣时,只见她粉莹莹的鹅蛋脸上,水杏般的两只大眼犹如秋波样的明净,悬胆腻脂的鼻子下,一张小口笑靥生晕,活脱脱就是小福重生。他一把把她拉住就往自己的怀里拽,小声说:“来,过来,到朕身边来坐……”

  此时,那被父亲抓住的女孩子也挣脱出身来扑到母亲怀抱里,和弟弟妹妹们一家四口抱头痛哭。

  在进行思想动员、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军委认真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央军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别!”引娣刚叫了一声又捂住了嘴,轻轻地说:“皇上,您好好睡吧,有话明天再说……”

  弘历早被这生离死别的凄惨情景惊得呆住了。忽然,他意识到自己错被那当母亲的认作是来买人的了。他正要说话,却听身后有人格格地笑着说:“老妹子,你认错人了,买主在这儿,我就是蔡云程、蔡老爷!”

  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过回顾。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二十三目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①(①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

  “怎么,你讨厌朕?”

  李卫猛然回头,只见这个自称叫蔡云程的人正站在自己身后,他旁边还聚着几个不三不四的街痞子。那个叫王老五的人见他走来,连忙上前去磕头如捣蒜地哀求着:“蔡老爷,您瞧,我屋里的她,她不愿意呀……再说孩子也太小,不懂事,更不会侍候人,您老高抬贵手,就算是我自己输了自己。我情愿替您老当三年长工,顶了那七两银子的赌债,行吗?我的好蔡老爷呀,我求您老了……”

  毛泽东原打算六月二十三日离开武汉到青岛,后来改变主意,想在武汉多游几次长江。六月二十二日,他在写给彭真的信中说:“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昌谈话。请你安排。”②(②毛泽东给彭真的信,手稿,1962年6月22日。)

  “不……”

  蔡老爷瞟了弘历他们一眼,不慌不忙地说:“哎?你这话说得可真蹊跷,我家里又不种地,你去当的那门子长工呢?我是开堂子的,我要的是人。说实话,她这么大点儿的小人儿,爷还瞧不上眼呢。”说着,他竟自走上前来,托着那女人的脸上看下看了一阵子,突然放声笑了起来:“哈哈哈哈……你们快来瞧呀,我们这位五嫂长得可真够俊的呀!别看她脸黄,到了我那里,用不了三个月,我准定能调教出一个老西施来,你们信不信?”

  毛泽东六月三十日离开武汉。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而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他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③(③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5日。)七月六日晨,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朕不是个好皇帝?”

  几个街混子听了不禁一阵哄笑道:“对对对,还是蔡爷眼睛里有水。这婆娘要是好好洗洗,怕是比五爷跟前的三娘子还标致呢!”

  这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制定调整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政策的文件,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一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您是的……”

  “怎么样,老王,咱们蔡爷发话了,你的女儿自己带着,就用嫂子换这孩子吧?”

  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克服农村面临的困难,在安徽等地曾经实行过“责任田”、“包产到户”等做法,对恢复农业生产有明显成效。在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①(①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5月9日。)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雍正用力拉着引娣,让她顺着自己的手向身下滑去……引娣羞红了脸,小声地说:“别……这不好……”她想夺出身去,可哪能夺得动。雍正一翻身就压在她的身上,就势又扯下了她的小衣,笑着说:“这有什么不好,无非是你和十四弟有过那事。其实,我们满人根本就不在乎……”说着,他的手也伸向引娣的小腹,喘吁吁地说:“朕三个月都不曾翻过什么人的牌子了,朕心里想的就是你呀……”引娣既不敢喊叫,也不敢挣扎,还怕惊醒了彩霞她们,全身上下,早已是香汗淋漓。她被雍正压得久了,也揉搓得时间长了,自己也不觉有点动情动欲。她叹息一声说:“这是我的命,就由了您吧……”

  姓蔡的上前一步说:“好,既是大家说了,我也就依了你,把嫂子和你的闺女换了。你放心,她只要在我那里服侍我三个月,我一个子儿也不要,一根汗毛也不少的还给你!”他又低下身子看着五嫂说:“咳,真是个美人胎子,老五,你好艳福啊!”

  六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他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雍正却不容她再说话,在她的脸上,眼上,脖子上和乳头上狂吻着,又吮吸着她的小口和舌头……引娣开始时,还有点半推半就,可在这狂热的爱抚和亲吻下,她也把雍正皇帝紧紧地抱住,一种即使是十四爷在她身上时也从未有过的快感,迅速地传遍全身。她瘫倒在雍正身下,一动也不动,还发出了轻轻的呻吟……

  范时捷早就看不下去了,他正要上前说话,李卫却在他身后拉了他一把:“老范,你急的什么?瞧四爷的。”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司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雍正在梦中想过多少次,又在心底积蕴了很长时间的欲望,终于得到了满足。那个从前的小福,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怀抱。

  范时捷眼睛一瞟,见弘历早已气得咬牙切齿的了。那蔡老爷心里明白,这里是粥场而不是人市。在这里多停,弄不好要惹祸的,他偷偷膘了一眼弘历,发声狠说:“算了,算了,不要她这个婆娘,还是拉上她闺女,咱们走人!”

  毛泽东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引娣兴奋之余,伏在雍正怀里哭泣着说:“我,我是个下贱的女人,早已是一文不值了……我只请皇上答应我一件事……”

  “慢!”弘历终于忍不住开言了,“他不就是欠了你七两银子吗?这笔欠账我来还!”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你说吧,朕能给的全都给你。”

  蔡云程听他口音不像本地人,心里更是不怕了:“咳,你个外乡人到我们南京来充的什么大个儿!要知道,这是金陵城,他欠我的是人债,而不是钱债。人,我已经买下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①(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93页。)

  “请皇上不要再难为十四爷,您已经对不起他了……”

  “就算是你的,我也要买!”

  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云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②(②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7月6日。)

  雍正沉吟了一下说:“好,看在你的面子上,朕就再放他一马。叫他的福晋和家人们,都进去侍候吧。”

  “好吧,既然你有钱,那就七十两银子卖给你!”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③(③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82年11月22日。)

  就在雍正随了他心愿的那一刻,十三爷府里却是哭声震天动地。当弘时兄弟三人把允祥的遗体运回到府中时,狂风乱雪正弥漫在京华上空。允祥的府邸不能和其它王府相比,这里只有百十个家丁。人本来就少得可怜,再加上他一生没有娶福晋,而只有两个侧福晋。她们从来没经过大事,现在就更是没了主意。儿子弘晓只哭得天昏地暗,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多亏了李卫,他什么事不明白,什么路子趟不开?于是他把自己带的戈什哈叫到跟前吩咐说:“我这儿已写好了名字,你们照着这单子去给我知会人,请大家都来帮忙。就说我李卫有话,不管他们家里起火冒烟还是房倒屋塌,谁要说一声推辞,就是嫌雪大,那我们的情份也就完了!”

  弘历的脸上青筋直暴,李卫跟了他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位少主子发这么大的脾气哪。他眼睛一瞟,见邢家兄弟已经在往这边凑过来,才略微觉得放心了些。范时捷从怀里抽出一张一百两的银票递了过去,蔡云程一看这阵势,忽然又说:“嗬,你们可真阔气呀!可惜,老子现在又不想卖了!”

  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前几天,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转过身去,他又把允祥的管家叫了来嘱咐道:“别这样慢慢腾腾的,像个出丧的样子吗?再误几个时辰,拜祭你们爷的人都来了,你们连孝帽子都戴不上。快,你亲自去,把府中的白纸、白幔、白尺头和绢纱,全都找出来,照我说的办!”

  李卫站出来说:“卖,由不得你;不卖,照样也由不得你!这女孩子的本主是王老五,而不是你姓蔡的。金陵乃三尺王法所在之地,你竟敢强买女孩儿为娼、还当众调戏妇女,你活够了吗?”

  这次书记处会议还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①(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7月2日。)

  他又向弘时、弘晓磕了个头说:“三爷四爷五爷七爷!请各位到灵前给十三爷磕个头,然后就请七爷陪着贵客们守在灵棚子里。别的你们什么都不要管,全交给奴才吧。”

  范时捷作过一任顺天府尹,对大清律更是再熟也不过的了。他也说:“赌债按律是不索还的,欠就欠了,连王老五在内,也不必还给你,你这贼王八如此可恶,不怕朝廷玉法吗?”

  过了几天,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也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②(②《邓小平文选》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2—327页。)

  这几位爷一齐来到灵堂跪好,只听李卫一声令下:“举哀!”便伏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李卫略哭了一阵,又起身说:“爷们请起,到灵棚里坐着吧。小事儿奴才自能处置,大事儿奴才会来请示爷们的。”

  蔡云程却嘿嘿一笑说道:“哦?听你们这口气,像是城里的哪个衙门的吧?告诉你,就是李制台在此,他也挡不住!爷今天奉的是万岁驾前三贝勒的差使,三贝勒说了,要买几个女孩子。教出来后呈进大内去的。王老五欠了债,他自愿用女儿来抵。怎么,你们想挡横吗?”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

  不大一会儿,该来的人全都到了,可就是诚老亲王没到。那去叫人的回说:“小的去了三王爷府,可管家出来说,诚老亲王正在府里赏月吃酒,今天是一定不会来了。”

  此言一出,不但是李卫和范时捷,就是弘历也觉得意外。他们谁能想到弘时竟敢背着皇上干出这样的事来?弘历心中急速地转了几个圈,冷笑一声,却不言语,只是瞧了一眼邢氏兄弟。李卫断喝一声,“与我拿下了!”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曾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据薄一波说:“曾希圣同志于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主席又通过柯庆施同志转告曾希圣同志说: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三月二十日,曾希圣同志又给毛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写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主席未表态。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赶到蚌埠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勉强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14页。)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而党内高层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李卫和弘历等人听了都不觉一愣,允祉是受了皇命来主持允祥的丧事的呀,皇上下这圣旨时,他们都听得真真切切,他怎么能在这时候吃酒赏月呢?再说,弟弟新丧,刚刚易箦,当哥哥的能这样无动于衷吗?

  邢氏兄弟“扎!”地答应一声,转身扑向那蔡云程。几个街痞子早就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姓蔡的却一脸不服气地叫道:“你们是哪个衙门的?防着头上的顶戴!就是张中堂和鄂中堂在这里,他也得瞧着我们三爷的脸色!”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②(②周恩来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3年6月18日。周恩来台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3页。)会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第二天一早,一阵鞭炮声响起,李卫急匆匆地呛咳着进来说:“请爷们起驾,礼部尤明堂他们抬着万岁爷亲提的谥号神主牌位来了,爷们得出去迎一迎。”

  “放屁!”弘历怒喝一声:“掌他的嘴,叫他冒充皇阿哥!”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①(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61页。)

  鼓乐声近了,只见四名太监抬着御赐龙亭龛子走了进来,庄亲王允禄和张廷玉、方苞、鄂尔泰等人亦步亦趋地来到灵前跪下叩头行礼。灵牌上是雍正刚刚亲自写好的,十分精神鲜亮。乐声中允禄走到大家跟前说:“礼成!都起来吧,地下湿气太大,别伤了身子。嗯,老三还真能耐,一夜的功夫,能办到这份儿上,也不枉他和允祥兄弟一场。”

  邢氏兄弟一齐下手,姓蔡的哪还有还手之力。李卫到底是比别人心思灵动,他一听弘历这话、就什么都明白了,他拉了拉邢建业的衣服,轻声地说:“快,打死算完!”

  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弘昼不管不顾地说:“十六叔,您说的是什么呀?您知不知道,三伯伯一夜都没来?这里的事全是李卫办好的,三伯伯只怕还正宿酒未醒呢。哼,这还是亲兄弟,要是别人该怎么样呢?”

  邢家兄弟得了这个令,哪还容得姓蔡的再作恶。一阵拳打脚踢之下,蔡云程早已是一命呜呼了。邢建业又踢了他一脚说:“就这么块臭肉,还配给三贝勒当差,也不怕丢人吗?”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允祉确实是昨天说好了要来的,可他忘记了,昨天正是他的四侧福晋的生日,他本想回家去打个招呼就来,可那个四侧福晋正在青春年华,生得十分漂亮,又最是得宠。她闹着不让允祉来,允祉能不答应吗?哪知酒一进口,他就再也当不了自己的家了。

  但是,性格耿直的邓子恢,却在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之后的七月十七日,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③(③《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564页。)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指邓子恢。——引者注)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弛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④(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董必武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9月25日。)

  就在他们议论之时,允祉带着人来了,还抬来了一口彩棺。他面有愧色地在允祥灵位前祷告一番,又亲手揭掉了原来盖在允祥棺木上的油布,双手抱着走出了灵堂。恰在这时,高无庸一脚踏进门里,高叫一声:“圣驾到!”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会议确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两批去北戴河。①(①《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两边廊下丹陛之乐大作,雍正看了一眼允祉,便走到灵前,亲自给长明灯添了油,拈着香行了三鞠躬,把香插好,这才退到一边。尤明堂亲自读了祭文,雍正听得十分专注,也十分肃穆。允祉是今天的大主持,可是,他此时却心不在焉,等祭文读完了,他还没怔过神来。允禄急了,忙替他叫了一声:“点神主!”可允祉几乎是同时也大喊一声:“举哀!”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②(②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要点,1962年7月20日。)

  雍正见他们二人号令不一,马上就想发作,却又忍住了。此时,高无庸从弘晓手中接过牌位来,捧到雍正面前,他庄严地在那个“神王”之上,用朱笔点上了一个“点”。这时候,允禄和允祉都怕再喊错,谁都不言声了。尤明堂见势不妙,连忙喊了声:“举哀!”众人便一齐哭了起来。这场本该十分庄重的丧礼,办得如此窝囊,人们都觉得实在是出乎意料。到了装殓入棺时,雍正走上前去,把一床陀罗经被搭在允祥遗体上。至此,全部仪式完成,允祉的心才放了下来。但他却无论如何,也调动不起来对这位弟弟的悲痛之情。正好在他一错眼的功夫,弘晓扑到棺木上,痛哭哀号,他那戴着扳指的手,打得棺木叭叭作响。允祉突然想到李汉三说的那个“痔疮”的笑话,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张廷玉见此情景,小声地说:“诚亲王爷,您要是有心搅和,不如干脆回去。”

  毛泽东这一番不同寻常的谈话,使人们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已经隐约地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允禄气得脸色发青说:“三哥,你不觉得太不像话了吗?你这样没有人伦,给我站得远点!”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①(①毛泽东对《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的批语,手稿,1962年7月22日。)

  允祉直到这时,才知道自己已经犯了众怒,他后退一步说:“我……我怎么了,我招谁惹谁了?”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雍正回过头来低声吼道。“你招惹了十三弟的在天之灵!别人都在哭,可你却在笑。朕亲耳所听,亲眼所见,你一夜不睡,就会昏成这个样子吗”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议的前半段,到八月五日为止,主要是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商业、工矿企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干部交流等文件。这些文件加起来,大大小小有二十个之多,光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就有十五个。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允祉自己也吓坏了,他扑到允祥的灵前说:“十三弟,你是见证,你知道我的心……”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他的住地九十五号楼的会客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上议论的问题很广泛,从国际形势到莫斯科和平裁军会议,再到国内形势、东南沿海备战、党内出现一些右的苗头、精简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差不多都涉及到了。

  允禄却在一旁冷冷地说:“三哥,你别再装模作样了。皇上大概还不知道,三哥因为昨夜陪他的小老婆过生日,根本就没到这里来!我想,你难逃这‘违旨欺君’四个字!”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雍正气得怒火中烧地说:“好啊老三,想不到你竟是这样的欺君辱弟的伪君子!快给朕滚了回去,别让大家看着你恶心!”

  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①(①指1961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曾经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七千人大会”以后,王稼祥等多次就对外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向中央陈述意见。他提出:“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还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②(②《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445、455页。)这些意见却遭到错误的指责。后来,毛泽东还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少一点,并称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28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起草文件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分别找各中央局及其所属的省市区负责人谈话,听他们汇报情况,议论一些问题,谈自己的看法。他把这个过程称作“周游列国”。

  这是毛泽东常常采取的一种方法。他要在会议上发表一篇重要讲话时,先要分别与地方上的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起一种“吹风”的作用。

  保留下来的谈话记录不完全。下面是现有材料中那几次谈话的主要情况。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参加。

  他先问目前的生产情况,又问到农村单干的情况。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的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说明山西、内蒙古和北京的单干情况并不严重,河北有少数生产队有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①(①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要点,1962年8月2日。)

  八月三日,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八月四日,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参加。这一次,比较系统地讲了他的意见,问题越来越集中到阶级和阶级矛盾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主要是从包产到户引出的。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毛泽东在这里用提问题的方式,表示了肯定的意见。接着,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在讲两类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放到这样突出的地位,这同他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

  他还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彭德怀的信,是指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对庐山会议问题、高饶联盟问题、“里通外国”问题、军事路线问题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小组对这些问题逐一审查。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谈到形势问题,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①(①毛泽东同华东和中南地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62年8月5日。)

  这次谈话,是为八月六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作最后的准备。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刘少奇提议、中央常委一致赞成,由中央和地方的部分负责人成立核心小组(又称中心小组)。中心小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由22人组成,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这段时间,毛泽东接连批了几个材料,印发会议。其中有: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给毛泽东的信,新华社关于南共联盟领导人谈南斯拉夫经济情况的一篇综合报道,新华社播发的题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报道,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刊载的一篇访问记《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还有一篇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文章,是专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人看的。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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