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铁路不仅仅是一条路

作者:亚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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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虫,宜以夜,宜以月。

狄更斯

作者简介

山谷明月,流水潺潺。

华兹华斯

蒋韵,女,1954年3月生于太原,籍贯河南开封。1981年毕业于太原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出版、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等近300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隐秘盛开》《栎树的囚徒》《红殇》《闪烁在你的枝头》《我的内陆》,以及小说集《心爱的树》《失传的游戏》《完美的旅行》和散文随笔集《春天看罗丹》《悠长的邂逅》等。近年曾获“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大奖、赵树理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老舍文学奖等,中篇小说《心爱的树》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亦有作品被翻译为英、法、韩、日等文字在海外发表、出版。现为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夕阳落尽云影无光时,白日渐渐消失在温柔暮色里。一切光,一切声音,到这时已为黑夜所抚慰而安静了。晚风如清凉的水波一样涌来,人在白天所衍生的不平和浮躁之气,皆被洗净。

铁路的出现

一篇写家庭史的长篇散文。姥爷、姥姥、爷爷、奶奶、父亲和母亲的生命历程,在作家蒋韵的笔下,既艰辛悲壮,又温馨动人。作家用真挚深沉的情感、凄美忧伤的文笔,为自己的长辈和家族立传,不仅仅是家庭史,还是作家的心灵史。她说:“此文,写给我亲爱的外孙女如意。等她长大了,我一定不在了。或许她还没长大,我的记忆已经如同我母亲一样死亡了。我想让她知道一点从前的事情,让她知道一点我们这个小小家族的过往,让她知道,她来自何方。仅此而已。”然而作者笔触所及,果真是“仅此而已”吗?读者诸君不妨品鉴。

沿堤岸行,小风皱着河水极细的波浪。月亮落到河底里去了,虫鸣开始从夜的深处传出来。

1830年,由英国棉纺重镇曼彻斯特始发、通往港口城市利物浦的利曼铁路建成开通。铁路为复线,标准轨距1435毫米,配有铁道信号系统和运行时间表。火车全程由蒸汽动力牵引,左侧行驶,车尾还挂有邮包车厢。利曼铁路的诞生在交通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标志着现代铁路运输方式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它预示着英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开始腾飞,人们的日常生活将发生巨变。铁路和火车作为工业革命的象征,将19世纪的英国一分为二:旧世界和新世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北方黄土高原上这座古城,卖一种露酒——青梅酒。粗陋的玻璃瓶,潦草的商标,里面的液体却是碧绿的,很清澈和清浅的那种绿,有淡淡的果香。

细细簌簌,高低疾徐,环绕天地,如山雨骤至。虫声繁复,又细致柔和,溶溶的,滑滑的,单纯到不可比方,包含着无限的意蕴。谛听这样的虫鸣,看河岸水中人影楚楚倒行,只觉一个静谧的夜变得分外清幽灵动。

1860年,小说家萨克雷写道:“铁路开启了新纪元,而我们这个年岁的人既属于新时代也属于旧时代……旧世界不久前还在我们脚下,坚实得很。他们将铁路路堤抬高,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旧世界的大门。”

记忆中,绿色的酒,在早年间,我只见过两种,一种青梅酒,还有一种就是竹叶青。而薄荷酒之类的洋酒,则是很晚以后才遇到的了。

夏夜的梦,也就绵长了许多,迷离了许多。

旧世界的别名就是乡村英格兰。1800年,英国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伦敦一个。其他市镇零星、分散,面积狭小,从街市到城外步行通常只需一二十分钟。人们主要生活在广袤的农村。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和文化,一村有一村的口音和民俗,经济自给自足。直到铁路建设热潮启动连锁反应。1850年,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增长到9个。1891年,同等规模的城市数量升至23个。据统计,在19世纪这100年间,城镇人口增长占英国人口增长总数的80%。

竹叶青,在我尚还年幼和年轻的时候,可谓大名鼎鼎。它产自著名的杏花村,在20世纪初叶,荣获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我和它相识时,它也是玻璃瓶包装,貌不惊人,可它的绿,令人惊艳。它绿得既纯粹又微妙,就像它醇厚绵长的味道,有秋水的壮阔和凄清,也有秋阳的温暖和仁厚。所以,它有时似乎又呈现出明亮的金黄的色泽。那时,我其实并不识酒,关于它的滋味,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满满品出来的。那时,爱它的,是我的母亲,竹叶青是我母亲最爱喝的一种酒。而她之所以爱它,用今天时尚的话讲,是因为,我姥姥就是竹叶青的骨灰级粉丝,我姥姥爱竹叶青,爱了一辈子。这爱,影响了我妈。

山间听虫鸣 蝉声沁入岩

铁路网改变了英国的经济格局,修改了人口分布,也重新绘制了英国的自然和人文风景。乡村,静谧如画,急速走向衰落。城市,喧闹拥挤,野蛮生长起来。乡村的主人翁是中世纪便已形成并固化的贵族和乡绅阶层,乡村社会一如既往守卫着世代继承的地产和森严的阶级等级,维护着谨慎、安分的精神传统。城市社会的主角则是新兴的工商业中产者和劳工阶层,他们在自由和混乱的新环境中体会着时代进步带来的幸福和痛苦,不断迎接新知识、新事物,不停适应新观念和新挑战。

一、晚来天欲雪

听虫,宜以夜,宜以月。山谷明月,流水潺潺。

铁路、乡村和城市,交通、社会和文化,史无前例地在交织中相互施加压力,彼此对抗,也彼此影响。对此,19世纪的英国文学家不可能视而不见。事实上,作为对时代风向最敏感的人,他们对火车这个风驰电掣的钢铁巨兽以及它的巨大能量反应最快。

姥姥比姥爷要大几岁。

山中多草,本聚虫声。深草之中,微虫独唱,或众虫合奏,皆如天地的神秘之音。充满一种单纯情感。其声丁丁,似小叩金铃。妙在小,又妙在能间断也。

浪漫主义

几岁?

日本的一位文学家在随笔里深情记录过山之虫鸣:

1844年,从肯达尔到温德米尔的铁路即将修建的消息传开,74岁高龄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便坐不住了。肯温铁路是从当时在建的兰开斯特-卡利斯尔铁路接出的一条支线,终点温德米尔车站距离温德米尔湖仅1.5公里,而温德米尔湖正是湖畔诗人的出生地,是他心中神性自然的代表,是他“整个道德生命的灵魂”的保护者。华兹华斯认为,肯温铁路将破坏湖区的自然风光,给英格兰“心灵的保姆”带来灭顶之灾。为表达反对立场,诗人发起了一场文学抵抗运动。

不知道。以前想不起来问。而现在,想问,却不知道该去问谁了。

“今日在后山,首次听到茅蜩的鸣叫。清新悦耳,如摇银铃。白日衔山,晚凉渐生。有人外出到河边垂钓。笑语喧哗,笛韵悠扬,小孩在放焰火。夏季开始了。”

华兹华斯的抵抗方法是向《晨邮报》频频投去信函和诗稿,利用自己的名望吸引大众关注和支持,进而动员贸易委员会和众议院干预铁路公司的决定。他的十四行诗《论计划中的肯温铁路》,劈头便是反问:“那么,难道说英格兰的土地上没有一个角落是安全的,/可以逃脱鲁莽的攻击?”诗歌结尾,诗人明确表明态度:“吹拂的风,请你说话,湍急的水流,/用你响亮坚定的声音,抗议这错谬。”

姥姥嫁给姥爷时,有二十好几了。在他们那个时代,这绝对算是晚婚、剩女。所以,姥姥所嫁的男人,不是初婚,是续弦,在从前,这叫作填房。姥爷曾经有过一个发妻,这发妻没给他留下一男半女,而且,关于她的死,有很多的传闻。最戏剧性也是最接近传说性质的,是说,她是让她男人,也就是我姥爷一枪打死的。当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此处不表。

以山之虫鸣,作为夏季的开始,是一趣也。

华兹华斯反对修建肯温铁路的理由,其一是没需要。湖区附近并没有制造厂、采石场或大型农产基地,铁路的巨大运输力用不上。其二是没必要。如果说,兴建铁路目的在于服务公众,让广大雇不起马车的平民也有机会到湖区一览美景——换句话说——旨在实现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所言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在华兹华斯看来,普通劳工并没有欣赏湖区之美、体会避世归隐之趣的能力,因为对浪漫景物的敏锐感受力既非人类天生所有,也不是综合教育必然教得出来的。把太多游客带到湖区,只会毁掉他们打算欣赏的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至于谈到老百姓的假期娱乐,如果说某处景色能够愉悦不远万里而来聚集在一起的人群的话,那么,这样的景色在别处也一定找得到,而且花费还少。总而言之,第一,所谓以多数人幸福为念的功利主义思想不过是“贪财逐利打的幌子,投机买卖戴的面具”。第二,应该“让美不被染指,让隐逸之所永远隐逸”。

姥姥却是很能生养,她大产小产,共诞育过十个孩子,我最小的、从未谋面的小姨,小名叫个“双五”,即是证明。但十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四个,且都是女孩儿,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顺理成章,我姥爷后来又讨了姨太太。

“山色静寂透禅院,细听蝉声沁入岩。”是芭蕉的俳句。在一片幽静之中,山寺门闭。石旧,苔滑,阒然无声。惟蝉声寂然响起,仿佛能渗透到山岩里面。泼洒在竹叶上的月光,像透明的游鱼,哗啦啦地流泻。

老诗人对肯温铁路的态度与他的浪漫主义诗学是观点一致的——自然是一种纯粹的、无尽的精神价值的源泉,理应得到最好的保护,一切可见的、具体的利益都应为它让路。可是,他的呼吁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得到大众的理解和响应,相反,还激怒了许多读者,以至于他随后不得不解释自己拒绝铁路靠近湖区并非出于自私自利。1847年,肯温铁路开通,湖区旋即成为炙手可热的旅游胜地,华兹华斯的抗议宣告失败。

姥姥识文断字,知书达理,上过“女子简师”,就是简易师范的意思。这在辛亥之后的民国初年,算是女子中的“精英”了。姥姥的父亲,是个开明士绅,他读孔孟,通岐黄,却把自己的儿子们,都送进了新式学堂。不仅如此,他还反对女子缠足,我姥姥的脚,就是明证。姥姥的娘,别的事上,儿子们的事上,都听丈夫的,唯独这缠脚,她不依男人。她对我姥姥说,“妮儿啊,你没听人家怎么笑话尺板脚吗?‘三寸金莲横里算,脚长一尺多难看。莫说公子相不中,牛郎见了回头转。’不缠脚,你日后可怎么嫁人?”于是,不由分说,就把五六岁的我姥姥一双花蕾般的小脚,活活地裹成了肉粽。我姥姥就爬,三进深的宅院,从后院,一直爬,爬到头进院里,爬到她父亲窗下,手掌膝盖,还有胳膊肘,全磨破了,她仰起脸哭喊着叫爹爹,她爹闻声出来,抱起她,把她抱回后院,当着她娘的面,抄起剪子,把裹脚条上密实的针线挑开,一口气抖散了,扔到她娘面前,说道,

星月皎洁,风露微零,虫鸣的歌声从山头沐浴着月光而来。

后人解读华兹华斯,常把他看作具有前瞻意识的自然生态保卫者,是对工业文明的病理性后果——环境危机发出预警的先知。然而,也要看到,当时的社会背弃他们曾经的精神偶像也不全是出于短视。铁路作为一种高效低廉的公共交通工具横空出世,揭示了一个事实:自然风景不仅是诗意的,也是物质的。而风景的物质属性,促使人们质疑文学艺术营造的一种古老的审美等级序列:自然优于人文。

“世道变了呀!你让莲一双小脚,将来怎么活人?你这是害小妮儿啊——”

音波满天地 河边听虫鸣

将田园乡野纯洁化、神圣化,并非19世纪英国浪漫派诗人独创,而是起源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牧歌》《农事诗》的西方美学传统。因此,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中提倡在自然面前保持“明智的消极”以期纯净心灵、吸取智慧,读者深以为然。只是,在近半个世纪以后,一种力量打破这种“消极”,使风景和诗情背后的专属权暴露出来:自然美不美,取决于你有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占有这种美,欣赏这种美;乡村生活是否如诗人笔下的田园牧歌一般无忧无虑,取决于你属于乡村的哪个阶层。也就是说,理想的、作为人人共享的精神资源的自然风景并不存在。维多利亚小说家查尔斯·金斯利在《动乱问题》中无情地指出:那些美丽如画的村庄,那些传说中凝聚着丰饶、美好、勤劳、富足等特质的地方,事实上一直是孕育热病和疟疾、污秽和贫困的四季温床,是醉鬼和不满所淤积的地方。

她娘气得发抖,说,“你才是害小妮儿!小妮儿不比她哥哥们,上新学堂,远走高飞,小妮儿是要在这本乡本土活人的,小妮儿有小妮儿的命,她争不过命去!”

铃虫松虫,夹河耳鸣。东一声西一声,此起彼伏,流水般托着大地。夹杂着两岸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的清香,音波悠悠,充满天地。亦如梦幻。

反之,铁路所引向的城市,那些乌烟瘴气、拥挤嘈杂的厂区和贫民窟,还有那些为生存而奔走忙碌、躁动不安的人群——华兹华斯所称的“畸形的蚁丘”,虽然丑陋、脏乱,充斥着挣扎和罪恶,但是,在与金斯利同辈的小说家狄更斯眼里,自有其勃勃生机和万花筒般的魅力。

这一场仗,两人各不相让,一个千方百计裹,一个坚忍不拔地放。几年下来,其结果就是,我姥姥的脚,既没有如她娘所愿,成为三寸金莲,却也终究失去了天足的模样。我姥姥就是迈着这样一双畸形的解放脚,走进了城中的“简易女师”,走进了更远的天津城,走进了她的婚姻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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