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丛刊,教出有出息的孩子

作者:亚洲城

近年来,我们国家的“熊孩子”越来越多。孩子天真可爱,偶尔做些淘气出格的事儿,谁都能理解,但是如果连打架伤人、损毁公物、寻衅滋事这样的行径也能以“他还是个孩子”原谅之,那么无疑是对人类社会赖以形成和维持的基本准则的违背和挑战,每个人必须在尊重他人、尊重法律、尊重规则的前提下行为处事。

当又一个寒冬来临时,燕子就要飞到更南的地方去过冬了。看着它们携妇将雏地从旧巢飞走时,我们总有一种依依不舍,总盼着冬天快快地过去,在下一个阳春,又能早点看到燕子飞回的丽影。

重视教育“官二代”

“有一卖菜人,早往市中卖菜,半途忽拾钞一束”。卖菜人非常高兴,看着天色还是灰蒙蒙的,就躲到树林子里藏好,等天亮了才打开那束钱数了一数,一共十五锭,他就拿了一锭跑到集市上买了肉和米,放在挑担里,也不卖菜了,喜滋滋地跑回了家。

忽然有一天,在上学的路上,新初和我说,他的欸可能不行了。我问:什么是不行了?他说,就是要“老”了?什么是“老”了?“老”就是死了。听后,我吓得喘不过气,是真的?新初严肃地点点头。我还从没有面临过我熟悉的人,或亲近的人的死亡。我的心是紧张的,也有一些难受。但是我的心里,又暗暗地想印证什么。那就是,我看老鸹会不会在新初家那里叫。因而,那段时间,我跑新初家更勤些。也去看过新初的欸,也会喊她。欸蜷缩在床上,只有一张脸露在被子外面。气息似有似无,已然说不出话来,偶尔睁开眼睛,她也不能认出我是谁了。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瀑出来,不忍再看她了,她恐怕三四十斤的体重都没有。人临死的状态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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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菜人喜出望外地回家去了,那个讹诈不成一场空的失主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被聂以道轰出了县衙。“闻者莫不称善”。

在众多的鸟中,乌鸦很有得一说。乌鸦在我们那一带也特别多,它“呱呱”的叫声特别让人瘆得慌。我们那里人都把乌鸦称作老鸹,是凶鸟的代名词。附近有一个大队就叫老鸹村,大家嫌它不好听,就读成老康村。对它的不待见,略见一斑。而且更邪乎的说法是,只要听得老鸹在什么地方叫,那地方就一定会死人。所以,我们最怕老鸹叫,即使听到了老鸹叫,也当作没听到一样,或者安慰自己,老鸹那是在别处叫呢,要死人也是死别处的人。可见掩耳盗铃的心态,国人从小就有。

中国古代的官员,自古就有立“家训”的传统。明代王洪洲就在其《家训》中谆谆教导曰:“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训蒙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可矣。”在古代士大夫看来,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

一包鱼干惹来的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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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初年,很多功臣家的僮仆倚仗主人的权势,横行霸道,导致民怨沸腾。朱元璋知道了召集徐达等人,说:“尔等从我,起身艰难,虽成此功,非旦夕所致。比闻尔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典故纪闻》卷一)朱元璋认为要治理功勋大臣家僮的劣迹,必须“急去其根”,实际上,朱元璋是要警诫大臣们,杀鸡儆猴。

这篇叙诡笔记没有诡事,却有趣事,写作动机是笔者亲历的一件小事。

那是一个清晨,我从武昌出发,过阳逻大桥,入武汉外环线,转入武英高速公路,这是一条新开的高速路,车流量较少,总看见不少的鸟儿成群结队的在路上闲逛。偶尔有车过时,它们“呼”地飞了起来,仿佛将这高速路当成了它们的起飞跑道;也有不少的鸟儿站在高速路两边的扶栏上,一排排的,黑压压的一片,蔚为壮观。这些鸟儿都不是什么名贵鸟,全是乡野间的大路货,麻雀、白鹭、斑鸠等。也许它们是田野里觅食太累了,来这宽阔的路上休闲;也许它们是在乡村的田塍上无聊了,来这现代化的路上参观参观。眼前这些小精灵们,多自由自在啊,我开车路过时,总担心它们被撞着,心里暗暗地说,小家伙们,快离开这危险区,不要在道路上嬉戏。但他们哪听得见我的担心?总是在车来临的一瞬,“嗖”地飞走了。让我虚惊一场。

才分虽有高低,但必须读书明理

我对此说法实在是有些好奇,难道老鸹叫就真的要死人吗?这个念头一直萦回在我的脑壳里。而且,我也不止一次听到过老鸹叫,比如说在饶家那座石山里砍柴时,老鸹的叫声就近在耳旁。听到老鸹的叫声时,我确实是有一点紧张,汗毛都竖起来了,手上砍柴的刀都有点抖。我会死吗?还是一同砍柴的伙伴们中的哪一个?或者是饶家的哪一个?这个问题盘桓在我脑壳里数日。到后来,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并没有死呀,访问了饶家,那些日子里,也没有死一个人呀。对此说法,我有些怀疑,但也不敢否定,只是半信半疑。

如何教育好下一代,历来备受关注。古代有见识的官员,都相当重视家庭教育,以维系良好的家风,延续家族的良性发展。视觉中国 图

老妈一看,菜没卖一棵,反倒是拿回了米肉,就问儿子是怎么一回事?儿子倒也老实,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老妈一听勃然大怒:“你捡了人家丢失的钱,失主会多么着急,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赶紧送回去,不然我可要报官了!”儿子不愿意:“我这钱是捡的又不是偷的,你让我送还,我都不知道失主是谁。”老妈说:“你从哪儿捡的,就到哪儿去等失主!失主发现丢了钱,肯定会回来找的。”然后又从家里找出一锭钱补齐。

走到倒水河时,看见一只黑白分明的喜鹊正威武地走在高速路上,突然发现它的姿势是那么好看,它的头部、颈部、胸部、背部、腰部均黑黑的,只有肩羽、腹部是洁白色的。飞行起来,那背部的白色羽区会形成一个V字形,特征特别明显。我最爱它们的滑翔,那张开的羽翼,平展而不扇动,真是太酷了。而且,在我们那一带,喜鹊发出的“洽洽洽”声音,是吉祥的象征。记得父亲被遣送回老家劳动改造后,我们每听着喜鹊的叫声时,就盼着父亲能回来和我们团聚。有一年雪天,说父亲要回鄂南,我一连几天都在公路旁眺望,每一辆过往的车辆,都被我投过热切的眼光。因为雪,迟滞了父亲的行程,直到雪开始融化,一只喜鹊在校园的树上“洽洽洽”地叫个不停,难道父亲回来了吗?果不然,一辆车在我的身旁嘎然停下,走出一个中年男人,哦,真是我的父亲。我欢喜地扑上去,头上的喜鹊仍在不停地“洽洽洽”。我会心地看看喜鹊,它还真是一只喜鸟啊。从此,我就更喜欢这种喜鸟了。

从严管干部,要从领导干部管好自己的家人开始。其实,在古代官场就不乏一些官员以身作则、严格管束“身边人”的例子,甚至还有一些约束官员“身边人”的规定。

欧阳修四岁的时候没了爸爸,其母郑氏教他读书,“家贫,乏纸笔”,郑氏就用芦秆在地上画着教儿子写字,要求十分严格,欧阳修后来所取得的成就,大概不能证明其母的教育方式是错的。也许有人会说:“欧阳修的妈妈是因为家里穷,所以才逼着孩子学习改变命运。”错,古代有钱人的家庭,但凡希望孩子有所作为的,往往也是“严母”上阵。比如唐朝大臣柳公绰(柳公权的哥哥)的妻子韩氏,家里相当富裕,但为了鼓励孩子上进,“常粉苦参、黄连和熊胆为丸”,让他们晚上熬夜读书时含着,一来提神,二来让他们知道学习就是个苦差事,不刻苦就别想有所成就。

进城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燕子,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是根本看不到燕子筑巢的。有些年,几乎活生生地把这些精灵们忘掉了。这次,因为内弟早逝而回到鄂南老宅,才又看到了这暌离已久的燕子,不禁有一种久违的亲切。只是今年微雨燕双飞,君却上道山,悲哉悲哉!

古代官员在外做官,囿于公务以及交通不便,长期回不了家,与家人联系只能依靠家信,“家书”便成为官员对留守家中的“官二代”们的主要教育方式。

卖菜人没办法,只好“携往其处”,等了一阵子,“果有寻物者至”。卖菜人把钱还给他,附近围观的人纷纷夸奖他拾金不昧,并劝那失主拿出一部分钱来作为“谢金”赠给卖菜人,谁知失主是个黑心肠的家伙,不但不谢谢卖菜人,看他农民装束,相貌憨实,反而大声叫嚷起来:“我丢了三十锭,如今他只给我十五锭,另外那十五锭哪里去了?还说什么‘谢金’,我非让他赔足我三十锭不可!”

后来,八哥就不上我们的套了。于是,捉只八哥,剪圆它的舌头,让它说话的愿望就一直没有实现。后来上初中,课本上有鲁迅的小说《闰土》,闰土捉麻雀的方法与新初捉八哥的方法一模一样,我们读着倍感亲切,那场景,一辈子也忘不了!

洪武九年(1376年)秋八月,朝廷下发文件:“凡在官者,其族属有丽于法,听其解职归乡里。”(《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意思是,现任官员,只要本族亲属中有违法犯罪的事情,那么该官员必须主动辞职回家。作为一种官方制度,这对于防止官员亲属倚仗官势违法犯罪是有一定裨益的,但这种形同“连坐法”的预防措施也有很多弊端。当时就有官员在千里之外,本来好好为官且颇有政声,但却因为老家族人违反了法律,而被解职回家。

一年后,左懋第以南明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出使北京,被多尔衮扣押,坚决不投降,最终遭到杀害,临死前留下绝命诗“丹忱碧血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小时候,因为我们家一直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那是一种没有堂屋的低矮的平房,燕子看不中,自然就不会到我们家筑巢。而新初家,年年都有燕子来筑巢。每每这样的时候,我总爱往新初家跑。有一年,新初家整修房屋,不慎将燕窝弄坏了,一家人很是担心燕子不回来了。没想到,第二年开春,又有燕子双双飞回来。可它们一进屋,看见窝被损坏了,便立马飞了出去。我们想,它会不会一去不复还了呢?正在我们疑惑间,只见两只燕子衔着泥、碎树枝等,一前一后,一趟一趟地飞进飞出,很快,就把旧巢修复如新。看到它们修好了新巢,我们终于放下心来,燕子是不会飞走的。没过多久,一窝小燕子,大概有三四只吧,就出生了。两只燕子,尤其是燕妈妈更忙碌了,每一次都会叼些昆虫回来,每一次,嗷嗷待哺的雏燕,都会把嘴张得大大的,那喙是嫩黄的,燕妈妈就把昆虫伸进那些张得大大的嘴里,一只一只又一只。日复一日,真是“母瘦雏渐肥”,一个月后,雏燕就长大了,燕妈妈和它们呢喃不止,仿佛是教它们言语,并舔着它们的尾毛,就像是刷着它们的毛衣。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后,就带着它们试飞,一次,两次,三次,终于,终于,可以单飞了。然后,雏燕们就会去选择新的百姓家,筑巢,繁育,生生不息。

沈鲤为人正直,为官清正,被推崇为贤臣。

不久,陶侃被任命为负责监管国家鱼池的官员——鱼梁吏,陶侃上任不久,因为心疼母亲衣食无着,就趁着“工作便利”,弄了点儿鱼干给母亲寄去,谁知湛氏收到一看,勃然大怒,原物递回,并附书信一封,狠狠地教训儿子说:“你当官没多久,就敢把国家的东西拿来赠给我,这样下去还了得!这哪里是孝顺我,分别是增加我的担忧!”吓得陶侃连连认错。

捣鸟窝

“2015年5月4日,上海市委正式公布实施《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在规范工作中,上海全市334家单位的2133名市管干部就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作专项申报,并由相关部门一一甄别核实。”2017年3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眼位置刊发题为《上海规范领导干部家属经商办企业》的新闻,集中梳理了近两年来上海对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行为的整体规范工作。

现代人一说古时候的教育就是“严父慈母”,好像当爸爸的天生就得扮黑脸,而妈妈则负责打一棒子之后那个“给糖的”,事实上,如果阅读古代笔记,不难发现,有出息的孩子往往都有个“严母”。

那时的天气,要比现在冷很多,过了十一,就恨不得穿卫生衣和卫生裤了。到了放寒假,那就真正的会滴水成冰。一场雪下来,整个校园就被雪笼罩得严丝密缝,不透一点罅隙。雪后的原野山林,一片岑寂,却是我们的乐园。虽然,我们的棉衣棉裤笨得跑都跑不动,但那种欢喜却是不可言状的。我们踩着高跷,在山林里钻,碰着树了,一树的雪花就兜头罩下,笑声便回荡在整个雪中的山林。要问我们为什么往山林里钻,比的就是谁踩高跷的技术高。我们还拎着小火笼,在校园的走廊里,将小火笼旋转正反360度,火苗在笑,硬是不会泼出来。但最让我们神往和最高兴的,那就是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八哥捉八哥。

唐朝的卢承庆博学有才干,曾官至宰相。他在临终时交代儿子:“我死后就穿平常的衣服入殓,不要用牲畜祭奠,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认就行了,不要过于高大宽广;只用棺材,不需要棺外椁,那样太浪费了;碑文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不要弄许多漂亮话在上头。”这无疑是对儿孙的一种言传身教,在旖旎繁华、生活富足的唐初,高官能俭朴平实、不尚浮华,绝对是有益世风的正能量。

虽然我们不再掏鸟窝了,但对捉鸟仍然痴迷。我们那地方,八哥很多,人称八哥会说话,说只要捉到它,把它的舌头剪成圆形,它就会说话了。对此,我们充满了遐想,也非常渴望能捉到一只八哥。我们见到八哥时,它们总喜欢成群结队,水牛在草地吃草时,它们就会歇在牛背上,农人犁田时,他们跟在犁过的田沟里飞。可我们一走近,它们“扑”地一声,就飞走了。有时看见它们成排的站在屋脊上,像在开会,聒噪声不绝如缕。它们的毛色是乌黑色的,只有翅膀处有一白色,术语说是翅斑,飞翔起来,那白色尤其明显,再就是它的喙是白色的,与它的毛色相比,反差很是强烈。但想捉住一只八哥着实不容易。只有在下雪的天气,我们才有可能近距离地察看八哥。

宋代孔平仲的《续世说》记载,北魏贵为司空的长孙道生,一生清廉节俭,骑马时用来遮挡尘土的一条熊皮障泥,总是洗了再用,破了再缝,多少年都不换新的。儿辈们见父亲这样,也都自觉地勤俭节约。皇帝派人编写歌词称颂道:“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号召全国的官员都来学习崔浩的慧智和长孙道生的清廉。

在我国古代,“好妈妈”们除了对孩子的品行和学习要求严格,还特别重视“大节”不能有亏——所谓“大节”就是对国家的绝对忠诚。

好在不久,便有一个名叫新初的小伙伴不嫌弃我,不仅愿意和我玩,而且,因为同年,我们还结了老庚。新初家离大市中学只隔了粮店和医院,没事时,我经常去他家玩,他的父母亲也是非常好的人。尤其是他父亲当着六队的队长,对我们一家很是关照,那便是困厄时的一缕阳光,温暖着我们的心。只要他家里杀年猪,他都会请我们一家去打打牙祭。去新初家时要过一条机耕路,机耕路边有一座乱坟茔,坟茔前有一棵古老的枫树。枫树长得十分的高大,总怕有二十几米,粗壮的躯干两人合抱都抱不拢,树杆的中间有一个硕大的洞,他们说洞里有蛇,有一年打雷,把洞里的蛇打死了一条,说还有一条,但没有人看到过。这是我们很害怕的,走路都离那棵枫树远远的。但树顶上有一只鸟窝,经常能看见鸟儿从那个窝里飞进飞出,那却又是令我们非常兴奋的事,曾引起我们的无数幻想,都想上去一显身手。因为我们征服过很多有鸟窝的树,却谁也不敢爬这棵枫树。不是因为它高,而是树下的坟,出过鬼的。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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