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沃兹,周恩来传

作者:亚洲城

关于沃兹

关于沃兹,再多说上几句。

乔布斯乔帮主的一生是个传奇,在乔布斯的生命剧情中扮演过重要戏份的人,往往也是传奇。

正如讲乔峰就不能不讲他和段誉、虚竹等俊杰侠士的交情,讲乔布斯也不能绕开沃兹这样不世出的天才工程师。

其实,沃兹自己的传奇程度丝毫不亚于乔布斯。

乔布斯和沃兹因为蓝盒子被警察盘查的那天,两个史蒂夫被朋友带回乔布斯家里时已经是深夜了,沃兹仍坚持单独开车回伯克利。路上,身心疲惫的沃兹竟然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汽车已经失控冲向了路边。沃兹拼命打方向盘,失控的汽车在路面上疯狂打转,安全带把沃兹死死固定在座位上。那一刹那,沃兹觉得自己就像在梦境里一样。万幸的是,车祸只毁掉了车子,沃兹本人毫发无损。而且,如果不是这次车祸毁了车子,沃兹就不会在上完大三后为了挣钱而退学工作,估计也就不会在1976年和乔布斯一起创建苹果公司了。

祸不单行。1981年年初,沃兹被乔布斯从Apple II团队调到Macintosh团队。那时,他刚和第二任妻子订婚不久,也刚刚拿到自己的飞行驾照。沃兹兴奋地开着私人飞机带未婚妻兜风。2月的一天,沃兹驾机带着未婚妻从斯科特谷(Scotts Valley)机场起飞时,不知道什么原因,飞机离地时没有达到规定的起飞速度,而是跌跌撞撞地坠毁在跑道尽头。沃兹和未婚妻都受了重伤,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星期。恢复后,沃兹因为头部受损,得了阶段性记忆缺失症,经常会忘记重要的事情,甚至因为记不得星期几而弄错了上班和休息的时间。

两次大难不死让沃兹对人生有了不同的认识,他决定用更快乐的方式对待稍纵即逝的生命时光。飞机事故后不久,沃兹就决定暂时离开苹果一段时间,重回伯克利用化名读完大学四年级的课程,同时也决定在当年夏天和未婚妻完婚。

在沃兹心里,如果两个人寿命相同,其中一个毕生为经营、管理、掌控一家公司而操劳,另一个则只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在空闲时跟周围人开开玩笑,享受生活带来的快乐,那么,用笑声享受生活的人即便没有赚到很多钱,相比之下也要更幸福一些。

显然,沃兹不会勉强自己像乔布斯那样终生打拼。他对金钱和名利看得也很淡。苹果上市前,沃兹甚至为5名很早加入苹果却没有获得任何股份的优秀员工打抱不平,无偿把自己手中的苹果股份赠送给他们。那5名员工每个人从沃兹手中接受的「奖励」在苹果上市时差不多值100万美元!

1985年2月,沃兹决定离开苹果。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苹果,而是他重新有了创业和设计新产品的冲动,他想开办一家制造通用遥控器的公司。那时,乔布斯和CEO及董事会之间的关系正日益恶化。离开苹果时,沃兹甚至没有提前通知乔布斯。和所有员工一样,乔布斯在最后时刻才知道沃兹离职的消息。这一年,沃兹和乔布斯一起作为苹果公司的创始人获得了美国总统里根颁发的国家技术奖(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

离开苹果后的沃兹一边经营自己的企业,一边以股东兼顾问的身份,从苹果领取一份最低的薪水。1990年前后,沃兹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上。沃兹天生喜欢孩子。他亲自在洛斯加托斯(Los Gatos)学区教老师和孩子们使用电脑。沃兹当时住在洛斯加托斯的一所大宅子里,房屋和院子里到处是供孩子们娱乐和科学探秘的地方。他甚至还在房子后面建造了一个「沃兹山洞」(Woz's Cave),那是一个石灰岩结构的仿史前洞穴,洞穴里满是恐龙脚印、化石、史前壁画之类供孩子们探索、学习的东西。「整座房子都是为孩子们,当然也是为大人建造的,」沃兹说,「孩子们最喜欢山洞之类的神秘地方了。」

喜欢技术也喜欢孩子的沃兹在充满童趣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最快乐也最享受的生活方式。虽然没有像乔布斯那样成为引领技术与时尚潮流的风云人物,但谁又能说,沃兹所选择的人生路不够精彩、不够幸福呢?

无论如何,乔布斯和沃兹是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一个心思活跃、眼光敏锐、心机算尽,另一个潜心技术、享受生活、大智若愚。这样两个人,如果不是都拥有用技术改变世界的共同梦想,是很难走到一起的。正如沃兹自己所说:

「乔布斯和我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都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在一段时间里有完全相同的奋斗目标,正是这相同的目标带来了苹果的诞生。但是,我们两个一直以来都是完全不同的人,从最初开始,就完全不同。」

断腕求生

有舍才有得。

乔布斯的四格战略告诉苹果,什么是主打产品,什么不是。言下之意,凡是不被四格战略所涵盖的产品和项目,都将遭到无情的清洗。

乔布斯和沃兹当年创立苹果时,目标是制造世界上最好的个人电脑。但一旦公司规模膨胀,又找不到新的赢利增长点时,在斯卡利、斯平德勒之类缺乏战略头脑的CEO带领下,苹果就开始尝试各种五花八门的产品项目。

硬件方面,苹果在电脑之外,还在勉力经营着自己并不擅长的自有品牌打印机、显示器乃至3D图形卡。更神奇的是,苹果居然还和日本万代(Bandai)公司合作生产一款多媒体游戏机Pippin。软件方面,各种项目更是名目繁多、层出不穷。例如,仅负责互动多媒体部门的李开复麾下,就有语音识别、语音合成、手写体识别、QuickTime、QuickTime VR、Media Authoring Tool、QuickDraw 3D、Games API、QT Conferencing、Kaleida Media Player等一大批项目。

在乔布斯之前,勤勉的阿梅里奥已经砍掉了两三百个可有可无的项目。乔布斯则更加大刀阔斧,在剩下的几十个项目中,又挥刀砍掉了七成。乔布斯向记者介绍说:「我们审阅了所有产品计划,砍掉了其中70%的项目,只留下了30%的精华。苹果的产品团队现在非常兴奋,因为已经没有什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项目了。我们很容易转上正轨。」

此外,除了在美国设有研究机构ATG,苹果在新加坡也投资建立了研究中心,从事东亚语言的语音、手写体等技术研发,还针对中文用户开发了一个名为「苹果中文译写器」的中文听写机产品。1995年,苹果甚至以合资的方式,在中国珠海的南方软件园创办了一家名为「苹果南方(珠海)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可惜,这些研发机构或合资企业的成果大多叫好不叫座,除了花钱如流水外,很难给苹果带来更多收入。

乔布斯毫不留情地将砍刀指向了这些花费多、产出少的机构。大批合资企业停止运转。新加坡的研究中心被彻底关停,苹果在新加坡拥有的办公楼、办公家具也被出售一空。1997年10月,曾经为苹果贡献了QuickDraw、QuickTime、QuickTime VR、ColorSync、AppleScript等一大批新技术的ATG被乔布斯关闭。

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乔布斯放弃长期研发投入的决定。毕竟,像微软、IBM、AT&T这样的大企业都拥有专门的研究机构。

一位苹果前高管说:「乔布斯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经理和市场经理,在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领域声望卓著。但在工程和研究领域,乔布斯就不一定总能让技术人员信服。他关停研究机构的做法,也许是出于节省花费的考虑,也许是因为他觉得ATG做得不够好,但无论如何,这样做使他失去了不少杰出的人才。」

当然,微软之所以始终在研究领域投入巨大,那是因为微软没有经历过苹果这种濒临破产的处境。在一个生存还是灭亡的关键时刻,乔布斯可没时间考虑那么多,他能做的,只是根据自己的战略判断,干脆利落地砍掉所有负担。

所有被砍掉的负担里,最大的一个也许还要数斯卡利给苹果留下的遗产──牛顿PDA。

说真的,牛顿PDA的确是款革命性的产品。在那之前,从来也没有哪台电脑可以小到被装进口袋里。这样的产品不可谓不出色,在产品设计上也下了很大工夫,但就是有些生不逢时。在那个年代,限于硬件技术,PDA还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小巧玲珑,电脑容量、计算能力、电池续航性能等方面不可能尽善尽美。

乔布斯回归后,牛顿PDA的销售有所回升。如果再坚持几年,牛顿PDA也许会迎来光辉的一刻,就像几年后Palm的PDA产品那样。但乔布斯没时间等待了。在四格战略中,暂时还没有PDA产品的位置。

1998年2月,乔布斯正式结束了牛顿PDA产品的研发。

大批牛顿PDA的粉丝们举着标语,用大喇叭高喊口号,在苹果总部大楼外抗议游行。

媒体批评乔布斯,说他是因为报复斯卡利,才砍掉了斯卡利一手扶植起来的PDA项目。

报复?也许吧。在乔布斯心中,斯卡利始终是那个毁掉了苹果的罪人。但与此同时,牛顿PDA在乔布斯的四格战略中无足轻重,这也是毫无争议的事实。

对于禅宗信徒乔布斯来说,用砍掉项目的方法报复斯卡利,未免太过执著,太参不透因果轮回了;对于战略家乔布斯来说,既然已经用四格法高屋建瓴,就绝没有拘泥于一城一池得失的道理。

只有壮士断腕,才能绝地求生。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发出电报,说: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夜之间中国跨进了核大国行列,全世界刮目相看。可是要做到这一步,却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其中包括了周恩来的心血和精力。
  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这件事,周恩来很早就已放在心上了。早在1949年春季,解放中国的炮声还在祖国南方大地上隆隆作响,要出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想趁机在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他提了这个想法,又有些后悔,因为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解放区的经济很困难,要拿出外汇实非易事。但是周恩来批准了。这件事使得中国的科学家感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新兴科学的发展大有希望。新中国建立后,从1950年到1954年,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关怀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作了基础准备。
  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
  就在这一月,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找到办公室,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接着,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都参加了。会上,李四光、钱三强等汇报后,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对人力培养要大力加强。这次会议对我国核科技研究和核工业建设有重大历史意义。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我国建设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交代他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曾经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
  1956年,周恩来亲自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在制定这一规划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不发展,主要是基础科学太差,科学家太少,应该按照科学家的专长来开展工作,也就是按学科和专长来制订发展规划;另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差,更应该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补齐缺门,基础科学要重视,但技术科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有直接影响,应以此为重点,也就是按国家需要,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重点加强与生产的衔接工作。两种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表示:科学研究不能只为促进科学发展而发展,应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总任务。于是,大家按照这个方针,拟订十二年发展目标和分类课题,起草成分科规划。周恩来认为,这许多不同学科中,总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对什么是重点,大家在讨论中又出现重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科学技术的发展应以此为重点;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实现现代化的方针,重点应该放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上,以此来带动传统工业伎术和传统工业的改造,缺门的学科也要及时建立,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两种思路两种对策,提请周恩来决定。周恩来认为:现代科学新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应当选定航天技术(当时叫喷气技术)、核技术、半导体、计算机、电子学和自动化为重点。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最后选定了57项重要任务。
  这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两弹”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要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这种情况,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的。人力集中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都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业。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1959年我国研制成功半导体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科技十二年规划提前五年,于1962年经过认真检查,具体项目基本上完成了,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1963年,周恩来提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
  到了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决策问题是:我们的导弹、核武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是上马,还是下马?争议相当激烈。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要决心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当时调整国民经济,全国其他基本建设几乎全部停了下来,但是这方面的工程不仅没有下马,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决心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曾经提出一个主张,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主张没有重点,使下面捉摸不透。周恩来在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思想。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同意了二机部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工作的“两年规划”。这个规划在1963年3月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那一天,周恩来派张爱萍为现场总指挥,全权负责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和贺龙、聂朵臻在北京,亲自在电话机旁听着现场指挥口令和倒数时间的声音。张爱萍在核试验场手持话简向周恩来准确地回答提问和报告情况。试验取得了成功,中华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热烈祝贺和同情支持。周恩来说:我们原子弹一响,美国的冲绳基地就向关岛迁移了。他问二机部部长刘杰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杰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四年多,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十次专门委员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也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为大家制定了工作指导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他还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专门委员会议上他提出的“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按照这个方针,我国从1964年10月到1987年6月的近23年时间里,只进行了33次核试验,而美、苏几十年来分别进行了800多次和600多次核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定的1968年进行氢弹试验的目标。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我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最初只管核武器研制:1964年开始也管航天事业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要以此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并把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说:“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要从东风二号抓起。”对于原子弹,他指出:要加速小型化,我们要真正制止核讹诈,就必须有自己的真正核威慑力量。在当时,要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核弹就必须能装在导弹上,否则是不行的。1966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了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试验,导弹装上真的核弹头,在自己国内从发射场打到降落地。聂荣臻亲自指挥了这次试验,试验获得了成功。
  周恩来又提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也是他的用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思想。专门委员会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确定了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在1965年12月29日至31日的第十四次专门委员会议上,周恩来还明确提出要求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明年中程、高空、核弹头,有对空的、对航的、低空的,后年要出更大成果。”到1967年9月,我国防空部队终于用自己国产的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了下来。
  也是在这期间,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研制攻击型潜挺。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的成功,是周恩来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思想在科学实践中的丰硕成果。这项工作,我国是从零开始的。钱学森说过:“大家想一想,假使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那中国是什么国际地位?”
  周恩来对每次核试验、导弹试验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都要亲自听汇报,找专家咨询,仔细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求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考虑到,采取最可靠的保险措施。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伤亡最小,成功率最高。后来,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中央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的安全问题,井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这年11月的一次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应当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1974年三四月间,他带病最后一次主持专门委员会会议,审查并肯定了上海的核电站建设方案。
  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能够独立自主地顺利发展,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下也没有中断,并为大规模地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这是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与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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