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计强公室

作者:亚洲城

从Lisa到Macintosh

斯卡利来到苹果的时候,苹果内部按产品分为4个主要的团队:Apple II团队、Apple III团队、Lisa团队和Macintosh团队。

除了Apple II面向家庭、教育市场,是苹果当时主要利润来源外,其他三个产品居然都是面向商务市场的。此前说过,Apple III在市场上一败涂地。那么,Lisa和Macintosh又是怎么回事呢?斯卡利来到苹果时,面对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产品格局呢?这一切,还要从1979年乔布斯拜访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 PARC)说起。

1979年夏天,马库拉和乔布斯开始为快速发展的苹果募集外部投资,这也是苹果上市前第一轮对外融资。通过马库拉和瓦伦丁的关系,总共有16家美国知名的风投公司以每股10.5美元购买了苹果的股份。这个名单上,有一个股东尤为特殊,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施乐公司。

为了洽谈投资,乔布斯专程到施乐公司的风险投资部门XDC拜访。对于风险投资,施乐的想法和其他风投公司不大一样。施乐希望,XDC不仅能帮助创业公司成长并获取投资回报,同时也可以成为施乐对外的一个「窗口」,帮助母公司更好地了解产业环境、市场需求、技术应用等。而且,施乐更加看重这个「窗口」作用。

乔布斯来到施乐的那一天,有一位名叫李宗南的华裔中年人刚加入施乐XDC,那也是李宗南第一天到施乐上班。李宗南是硅谷最早跻身风投行业的华人,可称得上华人里的「创投教父」。本书作者采访李宗南时,他愉快地回忆起当天见到乔布斯的情景。

那天,乔布斯穿着T恤、仔裤和球鞋,头发梳理得整齐、光亮,浑身上下透着帅气。

谈到苹果的融资计划,李宗南问乔布斯:「你想做什么?」

乔布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想改变世界。」

与会的施乐投资经理们非常惊讶,他们将信将疑地问乔布斯:「那么,你打算如何改变世界呢?」

乔布斯说:「你们知道吗,我在印度,在亚洲,看到那么多穷人还在使用几个世纪前的原始工具辛勤劳作时,我告诉自己说,人们需要高效的工具。」乔布斯一边说一边转向李宗南,「你来自亚洲,你肯定理解我当时的感受。工具革新是改变人们生活的最重要手段。在美国,无论是家庭还是办公室,人人都需要计算机。但以前的计算机要么太大太贵,要么太难用。苹果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这个梦想,让人人拥有一台好用的电脑。」

乔布斯的话给李宗南留下了深刻印象。乔布斯一行离开后,李宗南便强烈建议施乐投资苹果。最终,施乐购买了苹果10万股股份,总价约合100万美元。这次融资给了施乐入股苹果的机会,也给了施乐将苹果当做「窗口」,观察个人电脑产业发展的机会。作为交换条件,施乐允许苹果技术人员参观施乐公司里最神秘也最奇幻的地方──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

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简直就是一个技术圣地。中心里研究人员的水平甚至要超过AT&T公司著名的贝尔实验室。研究中心拥有的专利难以计数。许多改变世界的新技术,比如激光打印机、以太网、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等,都诞生在这里。但说来有趣,拥有顶级研究中心的施乐,竟然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些顶尖的专利技术变成可以卖钱的产品。

1979年年底,乔布斯和苹果的技术人员一起,走进了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在研究中心里,乔布斯像个孩子一样东看西看,打量着各种新奇的技术,欣喜若狂。

最吸引乔布斯的是一台名为Alto的个人电脑。与Apple II相比,这台电脑简直就是一个全新的梦境。Alto使用了施乐发明、外界无人知晓的图形用户界面(GUI)技术。电脑的屏幕上显示的是窗口、菜单和按钮,用户操作电脑时,除了键盘外,还要使用一个拖着根长尾巴,像老鼠的小玩意儿──现场负责演示的施乐工程师拉里·特斯勒(Larry Tesler)告诉乔布斯,这个小玩意儿叫做「鼠标」。

乔布斯一下子惊呆了,这电脑完全是外星科技!电脑居然可以这样操作!而且,这台电脑居然在1973年就已经问世,比Apple I还早了3年。乔布斯和沃兹在人机界面设计上的不断创新,与这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家伙比起来,就像武林中称雄多年的高手突然在少林寺遇到扫地神僧,在一招内就被制伏一样。

特斯勒回忆说:「乔布斯当时非常兴奋。当他看我在屏幕上操作时,大约只看了一分钟,就在屋子里跳着嚷道:『你们为什么不拿这么酷的技术做点儿什么?这是最棒的东西,这是革命呀!』」

也难怪,这么好的技术和思想,居然就生生躲在实验室里,施乐竟然不知道如何把它变成可以卖钱的产品!

在Alto电脑身上,乔布斯看到的不仅仅是惊艳的人机交互技术,他看到的,是一种永远追求用户友好的设计理念。从那时起,这种理念就深深印在乔布斯脑海深处。回到苹果,乔布斯认定,下一代个人电脑一定是以图形用户界面为基础的,Apple II所代表的字符操作界面终有一天会落伍。

当时,苹果公司内部除了Apple III以外,已经启动了另一个面向高端商务用户的Lisa电脑项目。Lisa最开始是乔布斯的主意。乔布斯甚至用自己当时拒绝承认的非婚生女儿丽莎(Lisa)的名字来命名这款电脑。

一方面,乔布斯竭力推动在Lisa电脑中使用施乐发明的图形用户界面技术;另一方面,乔布斯也一心想把整个Lisa部门控制在自己手中,亲自指挥工程师们打造一款惊世骇俗的电脑。但马库拉和斯科特觉得,乔布斯还不适合管理大的开发团队。他们小心地控制乔布斯的权力,不让他过多地干预Lisa事务。Lisa项目最早由肯·罗斯穆勒(Ken Rothmuller)负责,很快就交给约翰·柯奇掌管。

心有不甘的乔布斯时不时对Lisa项目指手画脚,并经常越过柯奇,直接向工程师提出要求。没过多久,忍无可忍的约翰·柯奇就明白地对乔布斯说,他不想让乔布斯再插手Lisa了。马库拉和斯科特坚定地站在柯奇一边,他们一起把乔布斯「赶出」了Lisa团队。

赶走了乔布斯的Lisa虽然使用了图形用户界面,却悲剧地成为了继Apple III之后的第二款失败的产品。1983年1月19日,Lisa正式发布,这是世界上第一款使用图形用户界面技术的商业产品。但Lisa太贵了,要卖到1万美元上下!这样的价格和当时的IBM PC机相比没有任何竞争力。而且,Lisa上可用的软件非常有限,只有可怜的几款办公软件。Lisa与Apple II以及后来的Macintosh也互不兼容。更要命的是,Lisa把自己定位于纯粹的办公电脑,除了提供自己开发的几款办公软件外,完全无视第三方开发者的要求。最终,Lisa在市场上彻底失败了。1984年2月,业绩持续低迷的Lisa团队被部分裁员后并入Macintosh团队。1989年9月,苹果销毁了库存中最后积压的大约2700台Lisa电脑,这标志着Lisa项目的最后终结。

被赶出Lisa团队的乔布斯愤恨不已,他想尽快找一个项目,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没用几天,到处闲逛的乔布斯发现,计算机科学家杰夫·拉斯金(Jeff Raskin)正在秘密研发一款新的电脑。这是一款拥有和Lisa类似的图形用户界面,但便宜得多,价格足以打动普通人的电脑。拉斯金找了几名工程师,在1979年圣诞节前就设计出了电脑原型。拉斯金根据自己喜欢吃的一种苹果的名字,把这台电脑命名为Macintosh,简称Mac。

流行的说法是,拉斯金当时把这个单词拼错了,苹果的名字本应是McIntosh,却错写成了Macintosh。但拉斯金自己说,他是故意把名字拼成这样的,以免和当时一家制造音响设备的公司McIntosh实验室重名。即便如此,苹果1982年注册Macintosh商标时,还是因为和那家音响设备公司的名字发音相像,引出了不大不小的麻烦,一直拖到1983年才获得批准。

拉斯金的Macintosh只是个小项目。1981年年初,乔布斯很容易就把项目从拉斯金手里抢了过来,自己当上了Macintosh团队的总经理。乔布斯迅速从其他团队,包括Apple II团队抽调人手,组建了一支空前强大的队伍。

一开始,拉斯金还如履薄冰地与乔布斯合作,但他内心里并不认可乔布斯抢走Macintosh项目的行为。两人之间经常争夺Macintosh项目的控制权。有一次,乔布斯居然竭力破坏拉斯金已经准备好的内部讲座,告诉参会者讲座已经取消了。拉斯金则跑到斯科特那里告乔布斯的状,列举了十几条乔布斯不适合管理Macintosh部门的理由。马库拉试图调解,但未能成功。最终,失望的拉斯金于1982年离开了苹果。

为了展示自己的管理能力,乔布斯和柯齐打赌5000美元,赌Macintosh比Lisa更早发布。很不幸,乔布斯输掉了赌局。Macintosh的进度一拖再拖,最终发布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一年多,直到1984年1月才正式亮相。

无疑,Macintosh是一台杰出的电脑。漂亮的外观,低廉的价格,第一次在大家买得起的电脑上出现的图形用户界面,还有强大的广告攻势,这一切都让苹果的忠实用户如痴如狂。虽然面临IBM PC的严峻威胁,Macintosh还是在上市初期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绩。

除了产品和初期销售上的成功,Macintosh对于苹果还有另外一层意义。Macintosh的研发、发布和销售,几乎就是斯卡利与乔布斯两人从密切合作走向分歧、决裂的全过程。乔布斯在Macintosh团队里大权独揽、任性肆意的管理方式,为他失去众多员工的信任埋下了伏笔,也成了他与斯卡利之间管理理念冲突的关键所在。

更重要的是,Macintosh在销售上一帆风顺的时候,斯卡利和乔布斯之间的合作就亲密无间;Macintosh在销售上一走下坡路,CEO和创始人之间的种种矛盾就被凸显和放大了出来。毫不夸张地说,Macintosh是斯卡利和乔布斯决裂的催化剂,也是乔布斯被排挤、被驱逐的见证者。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让论《乘凤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迅速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党内已经很难发表不同意见了。
  这时的周恩来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他必须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并检讨反冒进的错误。他的内心里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经过这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他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
  就在他做检讨的1958年1月下旬,他在审改《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预算草稿的报告(草稿)》时,在文中“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的“15年内‘之后,增加了“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九个字;并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改为“并且争取提前”。这些,在当时“大跃进”的气侯下,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毕竟可以看出他同“大跃进”的倡导者和积极拥护者之间,思想上是有距离的。
  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不了约束的作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8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议。这次会议对农业形势非常乐观,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一90%,据此提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有人发愁粮食吃不完,要缩小耕地面积,实行园田化生产。这年有了许多“大办”,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食放“卫星”,报告说稻子亩产几万斤。周恩来亲自去看,看了一块挂牌亩产10万斤的高产稻田。田的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这是将几十亩田的稻子移在一亩田里,是弄虚作假。因为当时有外宾在场,他没有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沉重。7月18日.周恩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1亩地种了12万穴,他当即指出,要合理密植,并提醒乡党总支部书记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量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并且告诫他们: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河南在大刮共产凤时,周恩来到河南去视察工作,批评过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1958年的钢产量,原计划是620万吨,这是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及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规定的。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本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万至850万吨。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钢铁翻一番,就是要从1957年的535万吨.达到1958年的1070万吨。于是掀起了全民炼钢、大办钢铁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河南省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米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身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102万吨生铁,需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就要顾明到河南去看看。顾明去看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恩来为了减少盲目性,想加以引导,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钢铁会议。秘书建议把大学里化工系的学生派下去,帮助农民分析化验铁矿石。周恩来采纳了,调了1.3万多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但是,当时几千万人上山炼铁,这点大学生是无补于事的。到了冬天,中共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寒衣,又缺粮食,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指示:立即下山。
  大办钢铁,使国家直接损失几百亿元,大伤了我国经济的元气。“大跃进”初始阶段的几个“大办”中,还有一个大办工业。地方工业盲目发展。周恩来不可能从根本上来制止这些
  “大办”,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泼了冷水。1958年7月,周恩来故乡淮安县的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想为办地方工业解决钢材问题,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关怀地询问了淮安的经济生活,但是向王汝祥建议:淮安县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农业上。地方工业除手工业和土法生产的以外,今年不宜搞得过多,而已设备和钢村都供应不及。倒不如集中力量先把铁木农具厂搞起来,然后再及其他。这一段话,说明了周恩来是清醒地看到“大办”中的问题的,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当时未能引起全党的重视,而在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思想下,在财政下放的体制下,各地互相攀比,办起了许多无原料、挤占国营企业原料的社办、县办工业。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凤、“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东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23日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办事要有充分的根据,钢产量计划指标要降低,各部门都要把根据不足的指标降下来,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周恩来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
  这以后,周恩来就比较好讲话了。1958年12月27日,他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1958年这一年,经验有两点,一是高速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一是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第二天,他又召集陆定一、康生、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复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荣高棠、吴冷西、姚臻等,就文艺、卫生、体育等方面在高速度发展中的一些偏差,进行商议。周恩来指出:要承认共产主义的热情,但“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他还说:我们每个人的讲话如果不妥当,“完全可以驳,不要树立迷信的权威”。
  这时候,他已经在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1959年的人民生活了,12月24日,周恩来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当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很难过,感到这是把党的谦虚作风丢掉了,变成了浮夸。在回来的途中,他向陪同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人解学恭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
  1959年从年初到7月庐山会议前,周恩来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纠正工作。他认为:1958年全民办企业,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把材料占用了,大企业反而感到不够了。他同中共石家庄地委、河北省委负责人研究生产时说:去年由于对农业估产高了,在估高的基础上生产布局多了,造成了市场的紧张,现在要落实,抓工业产量,抓农业生产、商品性生产和市场。“搞生产必须注意算帐”,“要搞综合平衡”。从省委起,都要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对于工业,他作了分析:由于原材料不足,有些工厂不得不时开时停,停工待料;有些建设工程,安了柱子没有房顶,建成了房子没有机器设备,或者有了主要设备没有次要设备,不能及时投入生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基本建设摊子摊得多了,工厂、企业的增加超过了原材料增长速度。他说:有些农村原材料过去是供应城市的,现在他们也搞基建,办工厂,一个公社办一点,一个县就是不少的点,他们自己把原材料用了,就没有城市原有企业可用的原材料了。技术落后的企业有原材料,技术先进的企业反而没有了。
  在庐山会议前,周恩来坚持和宣传了上述的看法和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他在中共中央的会上也说。如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就批评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主观主义大发展”,“打破了客观规律”,目前农村中对农业的产量估计过高。
  1959年7月2日起,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读书,形势,今年、明年和四年的任务,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体制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等),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讨论和总结。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了“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有以下几点:计划指标偏高、基建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权力下放过多,把战略口号当作了行动口号;工业上加工工业搞多了,原材料工业搞少了。他指出,只有这么多的米,只能做这么多的饭,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这是一股革命的热情,付的代价很大。他主张进行调整。
  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全力抓调整这件事。7月10日到12日,他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他在会上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目前急需抓综合平衡:则政上的货币平衡、国家物资分配平衡和商品平衡,并提出了(一)国家要算帐;(二)银行贷款要归口,专款专用;(三)对限额以下和以上的基建项目都要分别采取措施,堵口;(四)对停办项目的人员要导流,给以出路;(五)增产,活跃市场;(六)节约。
  7月18日、21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的负责人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讨论计划工作。他在会上又强调要抓财政、物资、现金的平衡,指出要略有节余。他认为1958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就补了15亿元。继续跃进过分紧张,耍抓好综合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了。他提出: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杠?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要大家考虑。7月23日,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开会,提出当前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综合平衡没有搞好”,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没有留余地,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落实。(二)产品质量下降,需要解决。他指出要“当机立断”,下决心调整指标,“缩短战线”,准备“明年把农业搞上去”。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迸”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周恩来也看了这封信。
  这时候,一位同意这封信内容的人,隐约地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在7月20日左右的一个跳舞晚会上,询问周思来: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不料,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错误地批了彭德怀,认为这封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周恩来原来进行的平衡和调整工作,自然地也就中断了。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还发出了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期间,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沉重,很少发表意见。这次反右倾的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反对右倾的运动,使经济战线上一些敢讲真话的同志几乎都挨了批,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的路子继续1958年的走,继续“以钢为纲”,挤农业,挤轻工业,挤人民生活,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1960年又是高指标,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要动员7000万人搞钢铁。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进。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
  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井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
  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
  困难时期,周恩来突出地抓了粮食问题。
  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那时候,全国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0年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有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只有几天的存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备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2000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并作出决定。
  为了渡过困难,周恩来抓粮食抓得很细。当时的粮食部部长,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时晚上九十点钟或十一二点钟去,谈到凌晨三四点钟。在深夜,邓颖超就送去一些饼干等,偶尔也端来一小碗素挂面。这都是周恩来自己出钱,不向国家报销的。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600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1959年开始的,大约一直抓到“文革”开始。粮食情况开始好转,是在1964年以后,产量逐渐回升,到1966年已回升到4000亿斤左右,城市供应比较好了。为了解决6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在那几年中确实是操碎了心。几年工夫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然而周恩来明显苍老了。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到1960年,眼看这种“跃进”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国家计委原来提的意见是:“1961年是经过‘大跃进’后的一年,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随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改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但补充了“充实”的内容,而且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进一步提出,这三年的缺点错误最集中的表现是指标定高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决定退够,留有余地;第二,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第三,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后来,他在1962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中国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正是国际上风云激变的多事之秋。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疯狂扩大侵越战争,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支援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忙于处理大量的紧迫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调整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周恩来认为自己既然是政府总理,就责无旁贷。他毅然地挑起了领导经济调整、亲自指挥调度的重担。他向干部们阐述多难兴邦的道理,号召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勤俭建国。1960年10月,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1月间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凤”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颁发执行,对于当时刹住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62年1月讨论起草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报告时,周恩来对所有制问题提出,应该“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写进去”。这个思想,是对于多年来农业上的“左”的错误的总结和批评。
  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完全是为着解决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的,主要是解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对这个方针,从提出到贯彻执行始终存在着争论,中心是调整是否必要。周恩来坚持了这八字方针,措施坚决,国家的经济回升得比较快。到1963年冬讨论1964年计划时,又有人提出说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又可以开始跃进了。周恩来认为还要调整,要一直调整到1965年。到196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接近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9%,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工作走上了轨道,可以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公元前498年,孔子五十四岁。
  孔子做大司寇不到两年,不仅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胜利,而且把鲁国治理得政清民安,一派盛世升平景象。孔子执法,不同于他人,罪大恶极者固然也绳之以法,甚至处以死刑或极刑,如淳于氏就被车裂于市,但更重要的是以仁德,以礼制教化人民,使人民知道怎样做对,怎样做不对,何为荣,何为耻。他说:“以政法诱导之,以刑罚整顿之,民暂免于罪过,却无廉耻之心。以仁德诱导之,以礼教整顿之,民不仅有廉耻之心,且心归服矣。”审理诉讼案件,他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但他的奋斗目标是从根本上消灭诉讼案件。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男的勤于农桑,女的严守贞节;市场上诈骗行为绝迹,公买公卖,童叟无欺;乡校星罗棋布,读书声琅琅盈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敬互爱,互让互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署衙清静,诉讼日稀……如此政绩斐然,万民岂能不称颂。鲁定公与季桓子自然也很满意。
  孔子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不仅忙他司寇府的本职工作,而且鲁定公常召他进宫,请孔子讲为政,讲治国,讲御民。定公深深感到,满朝文武之中,孔子不仅最有才干,而且也最忠诚于他。季桓子也三日两头召见孔子,把自己冢宰的份内之事推给孔子去办。孔子有令必从,从不推托,件件谨慎,样样认真,俱都办得十分出色,而且谦恭有礼,从无僭越之举,彼此配合得异常默契。忽一日,季桓子对孔子说:“昭公出亡晋国,死于乾侯。昭公夫人吴孟子新亡,合葬于墓道之南。因系出亡之君,不近祖墓,以示贬意。不料国中耆老,皆议斯非,言斯‘子彰父恶’。敢请大司寇明教于斯。”
  孔子回答说:“昭公出亡,确系令先君所逐。死后冢宰又不许合葬于祖墓,如此,令先君逐君之罪将永存不灭,岂非子彰父恶乎?”
  季桓子请问道:“墓土已封,无法改葬,有无他法,掩灭先严之罪呢?”
  孔子不假思索地说:“这却不难,只须将墓道向南放宽改筑,将昭公墓合并于祖墓,归入墓道之中,贬君便成了昭彰不臣之罪,令先君不臣之迹亦就掩没无存了。”
  季桓子拱手谢道:“幸得大司寇指教,以掩没斯父子之罪,敢不唯命是听!”
  季桓子立即令冉求等督工改筑,朝野上下,有口皆碑,盛赞季桓子远比其父贤明,能够礼贤下士,任用贤人。孔子自然也并不与季桓子争功,把鲁国的开始强盛和大治的功劳全记在季桓子的账上。
  在季桓子看来,鲁国即季氏,季氏即鲁国。他认定,孔子虽忠于社稷,但更忠诚国民。国民要富,鲁国要盛,非依赖孔子不可!恰在此时,又有人为季桓子买来了一批江南佳丽,季桓子更加沉湎于酒色之中,无心问政。他认为,这样美梦于温柔之乡,远比被政事弄得焦头烂额舒服得多,幸福得多。由于长期迷于声色,荒淫无度,精力和身体每况愈下。于是,他奏明鲁定公,委任孔子代理冢宰之职,并参与国事的讨论。季桓子想,代理而已,若不如意,随时撤销。这样以来,既可在鲁定公和天下人的心目中改变季氏弄权的印象,又可充分借助孔门弟子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势力。鲁定公自然十分赞同,孔子代理冢宰,可以强公室,抑私家,削弱“三桓”的势力,改变鲁君世代受人摆布的局面,因而二人一拍即和,但却是同床异梦。孔子半推半就,也就欣然接受了。在鲁国的贵族统治集团中,除有名无实的鲁定公和掌握实权的季桓子,这时的孔子已跃居为第三号人物了。
  孔子回到家中,喜形于色,笑容可掬,立即命家人杀猪宰羊,设宴庆贺。子路心直口快,见夫子兴奋得不能自抑,便开口说道:“由尝闻夫子言,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如今夫子‘行摄相事’,‘与闻国政’喜不自抑,岂不是自食其言吗?”
  孔子笑哈哈地说:“由呀,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师今日之喜,亦依古人之言,即君子乐以贵下人也。”
  子路问:“何为乐以贵下人?”
  孔子回答说:“喜得高贵之位,可以向在下之人劝善惩恶,实现余生之志,难道还不值得高兴吗?”
  子路不再多言,与一班同学入席共饮,尽欢而散。
  孔子自五十一岁出仕为官,做中都宰,到五十四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前后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三、四年内,无论外交内政,都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可谓官运亨通,这就更坚定了他实现理想的信念,于是他在筹划着下一步的打算。
  孔子的“忠君尊王”思想是坚定不移的,他对定公虚位,三卿擅权,家臣跋扈的混乱局面很不满意。他感到唯一的出路便是强公室,即树立国君的绝对统治权威;抑三卿,即使三卿特别是季氏严守臣道,不得僭越;贬家臣,即使家臣老老实实地效忠于主人。总之,要使鲁国按照周礼,按照贵族等级制封建社会的秩序治国安民,然后以“仁政”“德治”的鲁国为基础,扩大“仁政”影响,尊天子,服诸侯,统一天下。这便是孔子的抱负与理想,是他一生追求而为之奋斗的目标。
  公开提出“强公室,抑三卿”,“三桓”是断然不会同意的。孔子分析了鲁国政治形势和各方面的力量,清楚地看到了“三桓”与各自家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费邑是季孙氏的封地,郈邑是叔孙氏的封地,成邑是孟孙氏的封地。“三桓”都住在曲阜,这三个城堡当时实际上都不在“三桓”的控制下,而为他们的家臣邑宰所盘据,用以对“三桓”闹独立性,侵凌“三桓”,以至越过“三桓”而干预国政,即孔子所谓的“陪臣执国命”。昭公十四年南蒯据费以叛,定公十年侯犯又以郈叛。眼下盘据费邑的公山不狃正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他早已不把定公和季桓子放在眼里,前次夹谷之会调用兵车,他就坚拒不肯拨发一兵一卒。季桓子早有翦除公山不狃之意,无奈费邑兵强城高,他实在是无能为力。孔子就想利用这种矛盾堕三都,即拆毁三卿家臣据以叛乱的三个城堡,以抑制家臣为名,行强公室,抑三卿之实。
  主意既定,孔子进宫去朝见定公奏道:“大臣家不藏甲,大夫无长三百丈、高一丈之城,今三家过制,臣请拆除之。”
  鲁定公欣然准奏,尽管他还不十分明了堕三都的意义,孔子也不便挑明,但他认定,孔子的任何主张,都不会损害公室的利益。
  季氏府,季桓子依然一个人在独斟独酌地喝闷酒,因为费邑宰公山不狃已经三年不曾缴纳田赋了,前天他派公差去催,公山不狃非但分文不出,反而将催赋的公差杀死,这一刀显然砍在他季桓子的脖颈上,不除此贼,难解心头之恨!家臣既无法驾御,何以擅鲁权,专鲁政呢?阳虎的教训难道还小吗?正在这时,子贡一手持短剑,一只手拿着一只雪白的羔羊皮闯了进来。季桓子见状,惊吓得魂飞魄散,战战兢兢地说:“先,先生欲,欲将何为?”
  子贡感到好笑,如此无勇无谋之辈担当冢宰,鲁国岂有不亡之理!幸亏他还较为明智,将这冢宰之职交我们夫子代理。子贡强忍住笑,故作满脸杀气地说:“冢宰可还记得今天是何日子吗?”
  季桓子被问得茫然若痴,结结巴巴地问:“何,何日子?
  ……”
  “冢宰真乃贵人多忘事。”子贡冷笑着说,“那么,冢宰总该认识这只可怜的羔羊及这柄短剑吧?……”
  “先生是指?……”季桓子的浑身在颤栗。
  “如此奇耻大辱,冢宰岂可忘记!”子贡不无嘲讽地说,“七年前之今日,阳虎岂不是以此短剑杀该羊羔而逼冢宰订盟的吗?”
  这件事季桓子怎么能会忘记呢?他眼前时常闪过一系列可怕的镜头:阳虎那狰狞的面孔,那阴冷的笑容,那不容置辩的断喝;那柄闪着寒光的短剑,那挨近他喉咙的利刃;那觳觫的羔羊,那惨厉的哀号,那淋漓的鲜血……可是他不明白,如今这短剑与羔皮怎么会落在子贡的手里呢?不禁脱口问道:“子贡先生,这短剑与羔皮……”
  子贡接过季桓子的话茬说:“此乃孔夫子于阳虎叛逃时为冢宰所收藏,以戒冢宰终生不忘此耻也!”
  听了子贡的话,季桓子感激得眼圈湿润,他感到孔子对自己不单单是忠诚,而且是像师长一样无微不至地在关怀和爱护着自己。他在为先父当日冷淡甚至迫害孔子而羞愧,为自己没有及早发现和重用孔子而悔恨和痛心。他感叹不已,唏嘘再三,但却说不成一句感激的话。
  子贡看透了季桓子的心,趁热打铁地说:“赐听夫子言,尚有另一豺虎正张牙舞爪地猛扑过来,不知冢宰察觉否?”
  季桓子说:“大司寇指的莫非是费邑宰公山不狃?”
  子贡说:“冢宰明鉴,夫子所指,正是此人。”
  季桓子咬牙切齿地说:“此贼叛心日久,斯正束手无策呢。”
  子贡说:“何不及早翦除,防患于未然!”
  季桓子为难地说:“谈何容易,军队全在他的掌握之中,费城既高且坚,斯无计可施矣。”
  子贡趁势说:“可见城墙乃背叛之祸根,冢宰何不堕都拆城呢?”
  “堕都拆城?”
  “堕都拆城之后,公山不狃失去屏障,只好老实就范,听从冢宰调遣。”
  “此计甚好。”季桓子沉吟着说:“然若其据城固守,将奈之若何?”
  子贡说:“冢宰可奏明国君,调集全国军队名正言顺地讨伐之,何患其不服?”
  季桓子迟疑了半晌说:“然而……”
  “然而什么呢?”
  季桓子不再说下去。其实,这是把明牌,他是在担心,若费城拆除了,郈城和成城不拆,岂不是自我削弱,自掘坟墓吗?他的心思子贡看得一清二楚,忙说:“据赐所知,三城邑宰,各叛其主,冢宰应奏请国君,三都同堕。冢宰手掌朝权,左右乾坤,可令郈城、成城先堕,公山不狃则孤掌难鸣,若不请降,则势同瓮中之鳖也。”
  季桓子被子贡说得心悦诚服,但他没见孔子的话,仍觉心中不踏实,便问子贡:“堕都拆城,抑制家臣,大司寇意下如何?”
  子贡微笑着说:“夫子早有此意。若无夫子教言,赐怎有如此远见卓识!”
  第二天早朝以后,鲁定公将季桓子、孟懿子、叔孙氏三家重臣和孔子留下,共商堕三都大计。鲁定公提出问题,孔子阐明理由,季桓子首先响应,叔孙氏表示带头拆毁郈城。孟懿子见两家积极响应和支持,又是夫子的倡导,他的成邑宰公敛阳虽然目下尚无任何叛迹,但难保永久,所以也勉强投了赞成票。于是,鲁国历史上的一项重大决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决定了。三卿公推子路为军事总指挥,拉开了堕三都的战幕。
  “三桓”之中要数叔孙氏势力最小,力量最弱,那么他何以要率先堕郈呢?原来郈邑宰公若貌为叔孙氏的心腹,言听而计从,毫无叛逆之心。两年前的一天夜里,郈邑马正侯犯聚徒纵火,杀死了公若貌,取而代之,做了邑宰。休看这侯犯乃马正出身,仗着身高力大,武术超群而野心勃勃,他心目中崇拜的人物是阳虎,他要挟持叔孙氏,控制“三桓”,总揽鲁国大权。如此虎视眈眈之辈,怎能听叔孙氏的驱遣和役使呢?他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全不把叔孙氏放在心中。叔孙氏也视侯犯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心欲翦除之,无奈力不从心,只好忍气吞声,打掉牙往肚子里吞。如今有了这个机会,他自然急如星火。
  大千世界是由各色各样的人物汇集而成,缺一不可。许多人,若干事,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没有他不存在的。齐国的黎鉏是个神秘的人物。其实,他的神秘不过是两面派手法耍得高妙。少正卯的神秘却让人莫测。他官为少正,被誉为“鲁之闻人”,在社会上颇有一点名气和影响。当初孔子开创私学,他在“三桓”的支持下振兴公学,与孔子公庭抗礼,弄得孔子的杏坛“三盈三虚”,但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鲁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发生了“斗鸡之变”,他游说孟、叔二氏,支持季氏,驱逐了昭公。鲁定公八年,他策划了阳虎叛乱。南蒯以费叛,侯犯以郈叛,均由他一手策动。如今,他又四方游说,八方串联,或煽风点火,或出谋划策,纠集力量与堕二都相对抗。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仿佛是专为了与别人作对,找他人的别扭,让人不得顺心,让事不得顺利。他先窜到费邑,劝公山不狃待“三桓”堕郈之时,趁都城空虚而袭击之,一举夺取鲁国政权。又星火赶到郈邑,劝侯犯一方面据城抵抗,一方面遣使求援于齐,贿赂黎鉏。他修书一封给黎鉏,言说鲁国正发生“堕三都”之乱,建议派大兵压境,伺机攻城掠地,变鲁为齐之附庸。
  黎鉏接到少正卯密告与侯犯的求援信,忙奏明齐景公,派大司马穰苴率兵车五百乘,来到齐鲁交界离郈城十数里处下寨,以观动静。鲁定公得报齐大军压境,惊慌失措,忙召“三桓”与孔子协商对策,欲派子路率兵车前往抵御。这类事情一向由季氏定夺,如今自然都推在孔子身上。孔子想,齐国早不发兵,晚不发兵,偏偏在鲁堕三都之时发兵,定然有奸贼里外串通,借齐军作威胁,破坏堕三都计划的实施。夹谷之会刚过一年,订盟笔迹未干,齐归土修好,鲁国势日强,声震诸侯,在这样的情况下,齐未必能真心用兵于鲁。根据这些分析与推断,孔子如此这般地奏明定公,作了周密的安排。
  子路率兵车抵达国境安营扎寨,与齐军对峙。
  左右司马乐颀、申句须统率倾国之兵抵达郈邑城下。曲阜城内只留些“三桓”老弱家甲护卫。
  且说郈邑委吏驷赤,是叔孙氏的心腹。此人足智多谋,颇得侯犯赏识和信赖,事事俱都与他商定而行。堕郈部队兵临城下,侯犯欲出城块一死战。驷赤劝他暂时按兵不动,把全部武器都收集到府衙中来,待齐援兵来到,召集壮丁,发给武器,杀出城去,前后夹击,可以稳操左券。侯犯接受了驷赤的意见,暂不出战。
  驷赤闻听齐大司马穰苴率五百乘兵车离郈城十里下寨,吓得心惊肉跳。他深知穰苴智勇双全,用兵如神,一旦真的与侯犯内外夹攻,孟叔二氏必然被杀得一败涂地,自己岂不真的为侯犯献计,助纣为虐,害了主公,因而留骂名于千古吗?他想,若要保全孟、叔二氏,只有用釜底抽薪之计,将侯犯逐出城去,使穰苴师出无名,势必班师。于是驷赤派心腹在城内散布流言:侯犯已将郈邑降送齐国,齐侯已派大司马穰苴来接收,于离郈十里处下寨。三、五日内全邑居民一律劫往齐国边境垦荒种田,有敢不从者,诛其九族。城中居民闻听此言,人人自危,推举绅耆来问驷赤。驷赤回答说:“确系事实,不日齐军即将入城劫民,百姓将受背井离乡之苦。”绅耆向驷赤求救。驯赤说:“侯犯只顾自身富贵,全不顾城中居民世代居此,庐墓于此,岂能安土重迁!赤愿与全城居民同生死,共存亡!但必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绅耆依计而行,全城居民听说洗劫临头老幼悲泣,妇女啼哭,少壮咬牙切齿,冲进署衙,劫了兵器,把个署衙围得水泄不通。守城兵卒哗变,倒戈杀来署衙。军民合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定要将侯犯碎尸万段,剁为肉酱。
  侯犯正在做着美梦,闻听兵变民反,吓得神魂出窍,忙派人请驷赤来想对策。驷赤说道:“众怒难犯,恐齐兵未及进城,吾公生命即为全城兵民所害,如之奈何?”
  侯犯说:“功败垂成,说也痛心。目下只求免祸,岂敢再有奢望!众声汹汹,只恐插翅难逃。”
  驷赤假意说:“请公即刻收拾细软,赤当舍命护送公及宝眷出城。事不宜迟,迟恐有变!”
  驷赤护送侯犯及眷属出城。于是郈城顺利地拆除了三尺高度,以符合周礼所规定的限度。叔孙氏委驷赤为郈邑宰。
  红日西沉,残阳如血。曲阜城东门外,苦越率领兵丁在盘查过往行人。突然,远处来了一支商队。苦越心中生疑,待商队来到近前,见是十辆满载的商车,为首的是一个五短三粗的胖子,满脸横肉,目带杀气。苦越感到好生面熟,仿佛在哪见过,但一时却又想不起他姓什名谁,在何处见过。苦越忙上前拦住说:“请暂留步,进城之行人车辆是需检查的。”满脸横肉的人冷冷一笑说:“岂有此理!少正大夫的商车,谁敢检查!”
  苦越说:“此乃孔大司寇之命,无论是谁,均需检查!”
  “哈哈……”随着一阵朗笑,少正卯带领一伙家丁迎了过来,“孔大司寇管得也太宽了!……”
  满脸横肉的人忙下车与少正卯见礼,同时向御手递了个眼色,御手会意,扬鞭一挥,抽打在苦越的右腮上。打出一道血淋淋的口子。与此同时,车队快马加鞭冲进城去。少正卯再次哈哈朗笑一阵,在家丁们的簇拥下,迈着方步返回城去。
  苦越捂着血淋淋的脸腮跑步去报告大司寇。突然,他想起了那个满脸横肉的人,他不正是费邑宰公山不狃吗?两年前他随冉求去费邑催交田赋时见过他。
  孔子见了苦越的鞭伤,听了苦越的报告,知道事变已经发生,一场无法避免的厮杀即将开始。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他一方面命苦越严加监察,但有进城的可疑人勿需拦阻,只需及时报告。一方面接鲁定公到季氏府邸暂避。原来,季桓子从阳虎叛乱中接受了教训,于府中筑一武子台,明碉暗堡,地道勾连,武备精良,进可攻,退可守,是一处很好的军事设施,远远越过了孟氏的新室。
  费邑的部队由公山不狃的弟弟公山不扰指挥,陆续潜入曲阜城。
  深更半夜,公山不狃率众明火执仗地包围了鲁宫,他也要劫持定公,打起“强公室,抑私家,为国讨贼”的旗号,图个名正言顺。当他们得知定公早已由孔子护驾避往季宅时,便洪水猛兽般地朝季氏府邸扑来,双方厮杀,混战一场。
  季氏一个穿戴整齐的士兵,举刀朝一个敞着胸膛的黑脸汉子杀来。黑脸汉子一闪,士兵扑了个空。黑脸汉子顺势举起大棒狠命往下砸去,士兵的脑壳被击得粉碎,倒于血泊中。黑脸大汉骂了句什么,擦擦溅在脸上的脑浆,又朝另一个击去……
  季氏一个军官被三、四个头上缠着布巾的士兵用钩子拉了下去。军官爬起来欲跑,被一个士兵上前一刀削下了耳朵,军官捂着耳朵没命地朝后跑去……
  公山不狃一枪将季氏军队中的一个军官挑下战车,季氏军队潮水般地朝后败退。公山不狃乘势率众掩杀……
  季氏宅内,鲁定公、季桓子、孔子正在议事,忽然,那个被削掉了耳朵的军官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报,报告,大事不好,敌兵杀过来了!”
  孔子登上武子台高声喝道:“公山大夫,丘闻以礼法束已而获罪者稀矣。尔以费反叛,以一家臣围攻诸侯与大臣,非礼非法,岂能取胜!”
  公山不狃原是十分尊崇孔子的,不然的话。四年前怎么会派人请孔子共同去治理费邑呢?然而,现在却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骂道:“巧伪人,背信弃义,有何脸面谈礼论法!
  倒不如听我一劝,快快交械投降,以免生灵涂炭!”
  孔子恨恨地长叹一声道:“国至此,君至此,臣至此,谁之过也!……”然后又向公山不狃部众说道:“国君在此,尔等皆为费邑百姓,何故不安分守己,却要助乱党叛逆呢?胜了乃不狃之富贵,败了枉送性命。君上不忍汝辈尽做刀下之鬼,传谕速速解甲请罪,免尔等不死。”
  季氏贪婪,常以苛捐重赋勒索费邑百姓,公山不狃每每抵拒,百姓受惠,因而恨透了季氏,愿为公山不狃效力。孔子不劝倒好,一劝犹如火上浇油,众敌寇齐声呐喊着攻了上来,武子台岌岌可危!孔子万般无奈,只好下令左右司马乐颀、申句须率精卒出击。
  一声令下,两彪人马杀出武子台。一面面旌旗迎风招展,一阵阵杀声破云震天,一乘乘战车杀气腾腾。将师壑智,士卒骁勇,如虎入狼群,似鹰抓雏鸡。那公山不狃的部卒长途疲惫,又血战了半夜,一遇这样的劲旅强敌,仿佛是鸡蛋碰石头,不大一会儿,便被杀得人仰马翻,尸横遍地,血流成渠。公山不狃见大势已去,拨转马头,驱车逃奔。孔子下令莫追,任其逃往齐国去了。主帅既逃,群蜂无王,谁肯再战!
  一个个卸甲抛戈,堆积成丘,跪倒在武子台下请罪。
  一场叛乱平息了,公山不狃灯蛾扑火,自取灭亡。季氏率众赶往费邑,亦将城墙拆去了三尺,委苦越为邑宰。
  原来左右司马乐颀、申句须并未率部抵达郈城,而是调兵遣将地周旋一番之后便伏于武子台内。公山不狃果然中计上当。郈城既离齐大司马穰苴营寨十里之遥,子路一军足挡两面,因为孔子料定这时齐不会真心用兵于鲁。
  这一切均由孔子筹划。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孔子只懂文,不懂武,其实是片面的。这场运筹显示了孔子的军事才智,真乃料事若神!然而,他竟万万没有料到,让他棘手的竟是自己的弟子孟懿子的成邑,并因此而致使他堕三都失败,与季桓子的关系破裂,堂堂三号人物竟在鲁无立锥之地,只好再次出走。这是后话。
  漆黑夜,一辆马车飞进孟氏府。公敛阳跳下车来,叩见孟懿子。
  夜色深沉,孟氏客厅的窗帛上有两个人头相聚的剪影,这是孟懿子与公敛阳在密谈。孟懿子说:“堕三都乃夫子倡导,三家议就,国君钦定。如今两都已堕,你为何抗命?”
  原来得知公山不狃率众扮作商队闯入曲阜之后,孔子担心都城的军事力量不足,便让孟懿子致书公敛阳火速发兵曲阜,增援京都,而公敛阳却抗命不遵,按兵不动。
  公敛阳说:“小人抗命,并非己图。成乃鲁之北门,亦为主公之保障。拆除成城,齐兵来攻,凭何阻挡?万一朝中有变,主公有何依仗?无成,是无孟氏也。故小人为国为主着想,执意拒不堕成!”
  孟懿子见他说得有理有据,又素知他耿耿忠心,并无叛逆之意,与侯犯、公山不狃断非一类,叹口气说:“敛阳言之极是,只是两都已堕,两家岂肯罢休?且无忌为大司寇弟子,如此以来,岂不陷无忌于不义吗?”
  公敛阳说:“一切罪责主公尽可推到奴才身上,堕与不堕,便与主公无关了。”
  孟懿子担心地说:“小小成邑,岂能经得住举国兴兵讨伐?”
  公敛阳说:“请主公放心,国中之兵乃乌合之众,且各怀疑心,岂能死战?敛阳早作准备,成城兵精粮足,万众一心,万无一失!”孟懿子一把抓住公敛阳的手,感动地说:“当今多事之秋,难得敛阳如此侠肝义胆,孟氏将永志敛阳之德……”说着,不禁热泪盈眶,厚赏公敛阳。
  从此以后,孟懿子表面上支持堕城,将不肯堕城的罪责全都推到了公敛阳身上,暗地里却在坚决支持公敛阳据城抵抗。
  孟懿子随子路统率的堕城大军抵达成城下,假意先进城动员公敛阳堕城。公敛阳设盛宴款待孟懿子,然后施行苦肉之计,将孟懿子逐出城去。于是孟懿子随军养伤,上下皆骂公敛阳为逆贼。
  子路率部全力攻城,城上滚石檑木俱下,或烟火弥漫,或箭如飞蝗,子路部众伤亡惨重。想不到小小成城竟固若金汤,子路连攻数月,岿然不动。将士多已厌战,加以秋雨连绵,瘟疫流行,死伤者甚多,哪里还能有什么战斗力!
  万般无奈,孔子只好奏请定公,御驾亲征,然而同样是望城兴叹,无可奈何,并且时常被偷营劫寨,损兵折将,定公一筹莫展,孔子也无计可施。
  数九寒天,滴水成冰,将士畏缩不前,并因粮草供应不足,棉衣单薄,士卒或手足皲裂,或逃亡,或冻饿而死,士气全无。
  寒夜,朔风呼啸,大雪纷飞。往年的此刻,定公深居华宫,丝竹袅袅,歌喉莺啭,舞姿翩跹,锦衾温馨,嫔妃依偎,纵云播雨。而如今,帐内四壁透风,帐外马嘶狼嚎,更梆凄厉,号角哀鸣,夜夜辗转难眠,宿宿心惊肉跳。他吃不了这样的苦,受不了这样的罪,所以,尽管孔子一再进谏,说城内日趋弹尽粮绝,坚持便是胜利,他还是宣旨班师。
  历时半年之久的堕三都,就此宣告失败。孔子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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