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一百一十九回

作者:亚洲城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这时起,国共双方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谈判和接触,周恩来也指导了这项工作。后来,国民党同共产党发展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常驻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和党的领导工作。这样,从1936年到1946年,同国民党代表协商谈判,就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工作。国外称他是一个伟大的谈判家。
  1946年4月,周恩来在一个茶会上说过:“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
  从他的内心说,在炮火连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他是深愿到前方抗日的。这从他在悼念左权同志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写道,“遥望大河以北.请缨有愿;困处茎门之内,杀敌无缘。这虽因岗位有别.但髀肉复生的我,遥闻哀耗,究不能无动于衷”。他是多么希望亲上前线,挥师杀敌呀!
  但是,党和革命事业需要他在后方,而且是在国民党地区,去从事艰难的前所未有的谈判工作。他服从组织的分派,在白色恐怖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新的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十年谈判生涯,可以从1936年4月9日晚同张学良的会谈说起。
  4月9日下午,张学良在王以哲、刘鼎等陪同下从洛川飞抵肤施(延安)。他们来到天主教堂,在暮色苍茫中等候着。马蹄声里,周恩来和李克农到达了。会谈进行了一晚上,周恩来的高屋建瓴、深刻透辟的发言和周到恰切、解决实际问题的分析,使张学良感到解决了很多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态度,也使周恩来感到欣慰。谈的结果,张学良完全同意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意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这事。对于蒋介石,张学良认为蒋现在是在歧路上,有可能争取其抗战。要他本人目前反蒋还做不到,但是蒋介石如果投降日本,他会离开蒋介石。周恩来表示,关于朕蒋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为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同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电复张学良,表示“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
  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瑞卿、杜理卿等18人启程,17日到达西安,傍晚就同张学良会谈。行前,中共中央交代的是去看一看,了解具体情况以便作出决断。会谈中,周恩来表示的态度是: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介石的安全无保障。双方商定了同宋子文的谈判条件。6日,他电告中共中央说,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在也转取调和以求恢复自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电,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发表通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周恩来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的局面在中国出现。事变中,蒋介石的诺言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一到杭州,二上庐山,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领导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认为,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由于蒋介石在各段时间里对抗日、对中共的态度、政策是有变化的,形势是发展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应当随之而相应地有所侧重而不要定型化。他说:“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了1943年,“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
  蒋介石在抗成初期有过假手日军消灭开往前线的八路军的打算,但未能实现。1938年,他主要想从组织上溶化共产党,想把共产党并入国民党成为其中的一个派,但也没有得逞。在1938年以前,总的说蒋介石抗战还比较努力,周恩来往往耐心地就国共合作问题解释中共方面的态度,注重于推动蒋走向进步。1939年以后,蒋介石的重心转向了反共。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反共倾向总的说是逐渐增加的。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到1942年以前,他采取了军事上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的策略。1940年策划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这期间,周恩来对蒋介石仍在抗战这一点,还是鼓励的,但同时批评蒋介石国民党“溶共”、“剿共”等行为是在破坏抗战。1941年国民党采取军事“剿共”行动,发动皖南事变,周恩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的著名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已经成为这一事件的重要历史见证。但是在这一年的反共转入低潮后,周恩来立即努力争取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后来就恢复了对话。1942年和1943年,蒋介石看到从军事上采取反共高潮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引起国际国内一片反对,因而改用政治解决的策略。他两次提出要对共产党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甚至提出想同毛泽东直接会晤。周恩来分析了这一情况,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对共产党是在组织溶化和军事削弱或消灭不曾得手之后,才改取政治解决办法的,他的所谓政治解决,“是要我们屈服”,“是我们听命于他的领导,即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决非民主的合作和乎等的协商”。“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是如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后来,周恩来又指出:国内外各种复杂条件的相互影响,迫使国民党决定用政治解决的办法来代替军事解决,就是说用控制共产党来代替削弱、消灭共产党,“这种代替并非完全取消”,我们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周恩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改善国共关系的契机,对于蒋介石任何一种类似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好表示,都采取积极的反应。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反共的方针.周恩来认为需要“我们保持十分的警惕”。他机动谨慎地处理各种问题,取得很大成效。
  在这场复杂、艰巨的斗争中,周恩来重视一切积极的力量,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时,他已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国民党地方势力以及国民党内有矛盾的各派力量,都是他争取的对象。在重庆期间,他是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钩等家中的常客,常同他们以及邹韬奋、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等阐述国内外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在政治局势恶化时,他每晚到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会见知识界朋友。他经常接触各界人士,宣传中共主张,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给了党外各界人士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香港的蔡元培就说过:“周恩来了不起,真了不起。”中共的一位朋友曾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1941年3月19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了,它包括了青年党、国社党(后改称民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等。10月10日,这个组织公开一宣布成立,延安《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予以支持,称之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1944年9月,它改组成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月,周恩来由延安到重庆,向国民党和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民主同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响应。之后,黄炎培、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等筹组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马叙伦、王绍鉴等筹组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成立。许德珩、诸辅成等筹组的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成立。他们都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影响,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政见略同,行动一致。所以,这十年中,已经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这一政治体制的雏形。
  另一方面,周恩来把“与各地方军队联系”列为统一战线的原则之一。对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嫡系如张治中等也作了大量工作,团结他们坚决抗战。这也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争取他们起义或合作打下了基础。
  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同许多国家驻华使馆的官员和一些援华组织成员广泛地建立联系,同他们交朋友。他同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常有往来,会见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威尔基、拉铁摩尔,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经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同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等过从甚多;同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咸、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也有交往;并且接待了许多外国记者。通过这许多活动,大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为中共同国外的接触打开了局面,中国共产党走向了世界。周恩来给了他们深刻的、良好的印象。费正清写道:“周恩来的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的事业。”谢伟思说:“周是非常熟练的、敏感的、感觉力强的、明智的人。”“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原则性的人。”很多外国人士正是通过周息来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正直和代表着中国的光明前途。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回到延安。接着就参加了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在整风会上,他对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认真严肃的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他回顾自己的本质是忠厚的、诚实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并检查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会上,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过火的批评和指责。他曾对自己作了过分的检讨。1945年4月至6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发言中说到自己在党的三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这些错误已经改正了”。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取得了胜利。双方的力量,在战争中都得到了发展。
  “七七”事变时,国民党方面共有陆军现役兵170多万人,海军有73艘舰艇共6万吨,各种飞机300多架。到抗战结束,已有正规军200万人,非正规军100多万人,后方军事机关和部队100多万人,共有军事力量400多万人,拥有广大的地域,接收了日本侵华部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抗战中在敌后战场,同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缴获各种枪69万余枝(挺)、各种炮1800余门,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余,解放区分布于19个省区。在残酷的械争中,军队得到锻炼和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发展到120余万人。
  据美国白皮书所说,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比较,“在作战部队及枪械上,拥有五对一的优势。实际上是垄断了所有的重武器、运输工具和无可抗拒的空军”。而且,“在对日战争胜利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实行一个装备适应中国政府需要的空军计划,和三十九师的陆军的计划。”国民党好战派凭借其优势兵力和装备,坚持内战的方针,后来使自己在政治上丧尽人心,在军事上一败涂地。
  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全国人民希望和平。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认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决定今后“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谈判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算形成了一个《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在重庆曾家岩校园举行签字仪式。12日,这个《纪要》由国共双方加以公布。这是一个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不得不承认要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避免内战。
  然而,签字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内颁发了
  “剿匪”密令,令其将领遵照他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后来,又经多方努力,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了停战命令。政治协商会议也在这一天开幕。周愿来在政协会议开幕会上吁吁:“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政协会议开到1月31日闭幕,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说:虽然这些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但这些协议是好的,是各方面互让互谅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而奋斗。
  但是,3月1日开始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推翻了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力争和平。因此,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周恩来又进行了维护政协决议的努力和斗争。到6月11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还致函马叙伦等,说“敝党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职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19日,他还会见司徒雪替(7月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并请司徒雷登转告马歇尔:中共愿意和平,愿意解决问题。
  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为特使,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双方的关系。马歇尔说,杜鲁门的指示是:“万一我无法从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这是美方的基本立场。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和平已经无望,但谈判仍未停止。7月9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目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还会继续一个时期。在这段时期,周恩来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一方面安排此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南方的秘密工作,布置人员的坚持、疏散和隐蔽;另一方面,谈判仍继续进行着。周恩来心中已经明确,今后将是大打的时期了。主要要靠打得好,消灭蒋介石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仍对和平抱有幻想,因而这一阶段工作的“中心的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揭穿蒋的和平攻势,虽不能争取到全部不参加‘国大’.如能争取民盟大部不参加,就是胜利。”
  9月间,蒋介石手令北平行辕及第十一、第十二战区部署对晋察冀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进攻。10月9日,周恩来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攻张家口就是宣布决心放弃谈判走向全面破裂。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国民党政府片面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1月11日,周恩来向马歇尔、孙科指出,“国大”一开便是表明政治的分裂。15日,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开幕。16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国民党“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绝大部分没有参加这个所谓“国大”。
  11月19日,周思来率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结束了十年谈判生涯。
  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开会。会议肯定了周恩来在外边谈判的成就,认为和平虽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了教育人民,谈判是必须的。谈判整个说来是成功的,证明了同国民党蒋介石妥协的不可能,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党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敌人是孤立的。今盾要看前线,要赢得战争的胜利。
  这次会议确定了“打”的方针,要孤立蒋介石,进而做到打倒蒋介石。

  一听皇上又把矛头对准了李绂,大殿里就更是没人敢说话了。方苞轻咳一声,看了一下张廷玉。而张廷玉是李绂的老师,此时他只有回避,哪还敢再说什么呢?

  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这不仅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雍正见大家都闭口不言,便笑着对张廷玉说:“廷玉呀,你不要为此不安。你素来都以公心待人,并不袒护门生,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嘛。张廷璐是你的弟弟,他伏法腰斩时,不是也没动你的一根毫毛吗?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出来吧,不要有所顾忌。”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

  张廷玉不得不说话了:“皇上明鉴,李绂素来守正,在职时清廉自律。他出事,臣实出意外。田文镜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而且卓有成效,李绂是不是有点儿忌妒呢?臣再也猜不出他究竟是为了什么?据臣看,李绂、孙嘉淦和杨名时一样,都是忠心耿耿肯办事的人。但李绂墨守成规,他只是不赞成皇上诸般新政措施,还没有见到他们结党营私之事。就现在的情形看,说他呼朋招友,要共同谗害田文镜,似乎也显得证据不足。臣的心皇上是深知的,臣也不敢瞒着皇上。”

  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

  雍正却说:“哦?既然连你都没有看透他,足见此人之心已深不可测!朕以为,他们这三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一路人。这三个人也确实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好名!不过,杨名时是一泓清泉,孙嘉淦则是一道瀑布,他们是绝对不一样的。李绂在朕的面前说话圆润,观望朕的喜怒,他在你面前也是这样的吗?李绂攻击田文镜时,所用的伎俩不同于别人。他貌似公正,却内藏奸诈。他的可怕更甚于别人,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了他。”

  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

  下边的众位大臣一听这话,全都看不透了。皇上的话,看似有理,却过于挑剔。如果照皇上这话去想,那李绂就绝非“纯臣”,而只能是个功利之徒了。但李绂的清廉自守,他的刚正敢言,也是人人皆知的。皇上怎能但凭着“观望风色”,就给他定下了罪名呢?

  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

  乔引娣在这里侍候皇上时,曾经多次见过李绂。她也曾听到别人议论皇上时,说他心里苛刻,今天她可算是亲身体会到了。她想,像李绂这样人人夸好的清官,皇上还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这天下还能有一个好人吗?

  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鄂尔泰进前来说:“皇上所言极是,李绂也确实有这些毛病。但依此定罪,却又显得牵强,就连胡什礼说的‘李绂想加害塞思黑’,奴才以为也不过是一面之词。李绂是国家重臣,轻而易举的就治他的罪,会引起天下震惊的。请皇上圣鉴。”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

  雍正一听这话,脸色马上就变得苍白了,他冷笑一声说:“你这话本身就欠思量!你是不是要说,朕是个‘轻易’就治人之罪的昏君吗?胡什礼与李绂素无怨嫌,他密奏这件事时,田文镜的折子还没有递进来,胡什礼怎么会凭空捏造李绂有罪?”

  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

  鄂尔泰却面不改色地说:“也许是胡什礼自己没有那个胆量,想借李绂来探听皇上的意图呢?”

  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

  “朕现在说的是李绂,而不是胡某人!你和他之间有什么瓜葛吗?”

  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

  “奴才压根就不认识胡什礼,但李绂的事却牵连了胡什礼。奴才的意思是,请皇上不要只听一面之词。”鄂尔泰的口气严厉,毫不容让,“案情不明,应先审后断,这是谁都知道的常理。阿其那和塞思黑那么大的罪,皇上还说要慎重典刑呢。李绂这案子暂且放他一放,又有何妨?”

  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①(①访

  雍正“砰”地一下拍案而起,怒声喝斥道:“你你你,你这个忠臣,你给朕滚出去!到外头吹吹凉风醒醒神,再回来和朕说话。”

  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鄂尔泰恭谨地说了一声:“扎!”又看了一眼暴怒中的雍正皇上,低头趋步,就到外面雨地里跪着去了。

  采取什么办法来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呢?八月十六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

  殿中众臣全都惊呆了。谁也没有想到,正在好端端地议事,皇上怎么会突然发起火了呢?乔引娣更是纳闷:哎,这个鄂尔泰平常不是很老实的人吗?他怎么敢和皇上顶嘴呢?一时间,大殿里静得出奇,只有殿外那“唰唰”作响的雨声、雷声,不停地传进人们的耳鼓,震得人心里更不安宁。

  八月十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一早就来到广场。当天的新华社通讯报道:

  站在一旁的弘历,是心里最清楚、也最明白的人。他知道,这是皇上因为不能处置允禩,所以窝上了心火。而要处置李绂又得不到众人的拥护,就更是火上浇油,这才拿着鄂尔泰在撒气;方苞和张廷玉他们。是和鄂尔泰持同样看法的;允祥虽是皇弟,说话也有分量,可已有很久不过问政务了,一时间也说不出什么来。这局面,正是用得着自己的时候,便赔着笑脸对皇上说:“阿玛,您是早就知道这个鄂尔泰的。昔年他还当着兵部司官时,就曾经顶撞过阿玛,阿玛也很看重他的这份人品。不管怎么说,他总还是一片忠心嘛。阿玛,您瞧瞧,外边的雨下得这样大,淋得时间一长,他会生病的。”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

  雍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叫他还进来吧。告诉太监,找身干衣服让他换上。”

  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

  允祥几年来从没有这样劳神过,今天他已是疲惫不堪了。他挣扎着说:“皇上,刚才所说之亭,要办起来难哪!难就难在李级确实不是贪官和赃官,和他同声气的官员们又这么多。这就鱼龙混杂,让人难以分辨了。恰恰现在攻讦田文镜的人又很多,而且又都是李绂的同年,这就使得他难逃这结党攻讦之嫌。臣弟看,人主御下,让臣子们能够各取其长而各弃其短,也就一通百通了。所以,臣弟看,无论是坐实他欲杀塞恩黑之罪,还是联络同年攻讦田文镜的罪,都暂且搁置下来,再看看,也再想想,不知这样可行?”

  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

  雍正听他说得这么委婉,本想马上同意的。可一想,他说的和别人不是全都一样吗?想了好大半天他却突然笑了:“唉,算了,算了。看起来就是当了皇帝,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就依了你们吧。不过,朕可要把话说到前头:今天所议之事,一句也不准向外透露。不然的话,朕可真是要自专一次,诛他一个欺君之罪!”他一回头看见鄂尔泰已经换好了衣服走了进来,便笑着说:“怎么样,你淋的时间还不算太长,不妨事吧?你总不能因此就生了怨心的,是吗?”

  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

  雍正的这几句话,使鄂尔泰心里感到了温暖。他连连叩头谢罪说:“皇上知道,奴才就是这么个倔性子。皇上不怪奴才不懂事,就已是奴才的福了,怎么敢对皇上生了怨心呢?不过,李绂……”

  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

  雍正一摆手止住了他说:“李绂的事已经议过了,朕听从你们的。明日发旨叫胡什礼回京,有些事对证一下再作处置吧。”他又转过脸来向着允祥说,“十三弟,你刚刚好了一些,本来想让你早些回去的。可你瞧,事情一提起个头,就说起来没完没了。你这一会儿脸色不太好,外面又是急风骤雨的,就不要急着回去了。你先在这安乐椅上躺一会儿,等雨小了再走行吗?”

  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

  允祥却勉强支撑着说:“臣弟谢谢皇上的关爱,眼下臣弟也还能挺得住。皇上前些日子驾幸奉天,京里积了不少的案子,处置得不好,臣弟也是有责任的。”

  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

  雍正却没有再说这事,而是向在座的人说:“岳钟麒这次回京,是奉了朕的密诏。六部里除了户部尚书蒋锡廷之外,还谁都不知道。策零阿拉布坦的那个叫根敦的使臣,现在就住在北京。弘历已经买通了他的一个随从,也知道了一些内情。阿拉布坦正患着炭疽病,性命恐怕只有半年了。这次他所以派人来讲和,是看到自己的部落不稳,这里面还牵连着西藏和喀尔喀蒙古。我天兵在征讨准葛尔时,既要提防西藏方面,又要防着喀尔喀蒙古台吉坐收渔翁之利。说起这件事来,朕就有气。康熙六十年,允禵带兵进驻拉萨,小胜即止,纵敌逃逸;而年羹尧又让罗布藏丹增在眼皮子底下安然逃走,准葛尔部其实并没有受到大的损失。说得难听一些,他们是自己拉了屎,却让别人替他擦屁股。他们养虎遗患,为党争小利,竟忘了社稷大义,实堪痛恨!”

  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

  皇上说到这里,一回头,见允祥已经十分疲惫,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又跑了题。便马上拉了回来:“朕是这样安排的。根敦来京,朕暂不见他,由朱师傅与他周旋。兵事一概不提,而只说一个‘礼’字。”

  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

  朱轼马上就明白了,他笑着说:“好!皇上此计太妙了。他如果还不肯纳贡称臣,老臣就和他泡上了。等磨到策零一命归西之时,我们这里也全都准备好了。”

  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雍正点头说:“对,就是这个意思。他不俯首称臣,这一仗就非打不可。打伤了他的元气,再坐下和他论理说道。这样,我们才有平安可言。”

  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①(①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几个大臣明白了皇上的意图,都不觉兴奋起来。鄂尔泰说:“圣祖晚年时,我们曾有小胜,但打得不解气。年羹尧虽然胜了,可斩草没有除根,令人心里窝火。这一次可不能让他再逃掉,一定要灭了他才行。”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张廷玉笑着说:“这次行动,是由宝王统筹全局的。您需要什么,只要给老臣打个招呼,我立刻就可办好。”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②(②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方苞也接口说:“老臣愿为岳将军专办粮秣供应。”

  新华社对这天大会的报道,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对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在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宣布。这件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雍正皇上高兴地说:“众位臣工都一致效力,让朕很是欣慰。弘历和岳钟麒已经谈了好几天了。在西疆作战,运上去一斤粮。就要消耗掉二十斤,这一点不可轻视呀!当务之急是要选兵,朕意:河南、山东和山西三省各营里要选出六千精壮军士来。他们不但要弓马娴熟,还得会放鸟枪,得成为西征的先锋。但这事却不能明着干,兵部也不能派人去选。军机处就下个签子吧,不管用什么理由都行,反正得马上办了这个差使。”

  “八一八”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

  张廷玉说:“这个容易得很。热河、京师善扑营调动一下防务,给各省下令让选调兵士来补充京师驻防,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这事办了。”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十分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有些人更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为所欲为,造成骇人恶果。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弘历忙接口说:“还需要一万方木料。兵部和户部征集不便,也请张相和鄂相帮办一下。又要密,又要快。”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人民日报》不久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①(①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鄂尔泰略一迟疑就说:“征集容易,但要有个借口才行。”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八月二十日,他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①(①毛泽东对解放军报总编室《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第109号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20日。)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越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雍正说:“下道旨意说,畅春园要扩大,朕还要再建一座圆明园,这不就行了吗?”

  毛泽东本来就期待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风暴,猛烈冲击一下他认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以便开辟一个“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发生的局面,使他感到兴奋。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①(①毛泽东同唐平铸、胡痴谈话记录,1966年8月28日。)

  朱轼说:“皇上,车马宫室的建造,照惯例是应该从内帑支付的。公开征集,并且要动用藩库里的银子,有累皇上的名声,御史们会说闲话的。”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武斗现象十分普遍,这是毛泽东不赞成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那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残酷斗争。毛泽东说:“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在学生中这时出现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所谓“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雍正笑笑说:“圣祖爷在世时不但扩建了畅春园,还修了避暑山庄。朕也有老的那一天,也需要颐养天年。向下边要这么一点儿小供奉,御史们要是看不惯,就让他们狂吠去吧,朕不理他!好了,不说这事情吧。今天议事的时间太长了些。你们都跪安吧。”

  但是,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态度,仍是继续主张“放”,而不是“收”。当李富春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①(①《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

  雍正他们在这里忙活,弘时也早已累得精疲力尽了。轿夫们抬着这位爷,深一脚浅一脚地正往前走,眼瞧着就到自己的府门口了,却突然听到一阵丝弦鼓乐之声。弘时正坐在轿里迷糊着,忙问:“怎么回事,你们把爷抬到戏园子里来了吗?”

  “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已下了何等大的决心。他认为,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社会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便会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反映出他那些想法多么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轿夫头儿连忙走上来答道:“王爷,已经到了王府门前了,哪里有什么戏园子?这里是庄亲王府,里头大概正在演戏呢。”

  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冲击到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肆意进行查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①(①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还写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要对他们实行保护,努力减轻因红卫兵的无知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些人仍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一听说十六叔这儿在演戏,弘时的精神头儿又来了。他一跺脚,大轿就停了下来。弘时走出大轿,门上的太监们全都跑过来请安问好。弘时从怀里掏出一把金瓜子来赏了他们,又问:“这里真热闹啊!都已是半夜三更的了,十六爷的兴致怎么这样好?”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于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从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九月中旬,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身体不适。他在十三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

  “回三王爷,不但我们王爷,诚亲王爷、五贝勒都在里头呢。室亲王原来说也要来的,可临时又有事绊住了,只到了几位请客相公。我们爷说,这场戏,原来是准备着万岁爷祈雨用的。可现在雨已经下来了,不看岂不是白不看?就向万岁请了旨说,反正过不几天还要给太后老人家作冥寿,权当是一回演习吧,皇上也就恩准了。三爷既然来了,就进去消散一下吧。”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

  等弘时进到里边时才发现,今天在这里唱戏的,是京城名角葛世昌。他知道,此人是生旦净末丑,昆乱不挡的名戏子,样样都拿得起来。可是,当他走进屋里时,见那个葛世昌唱的是小旦,另外还有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在唱着老生。他走到近前才看清了,原来这位扮老生的,竟是自己的三伯诚亲王允祉!又向边上一瞧,十六叔允禄身兼二任,正戴着髯口在打着鼓板。那个扮了花旦的却是十六叔允礼的儿子弘庆。他悄悄地坐在一旁看着。说话间,戏已演完了,允禄边摘着髯口边说:“葛世昌,亏得你还是个名角,戏里的那个‘书’字,是念‘输’的口白吗?”

  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

  允祉正在卸妆,说:“老十六,你别和他说那么多。这小粉头念错的地方多呢?我早就听出来了,可就是不说他,等着吧,等他在皇上面前丢了丑,那才好玩儿呢。”

  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

  那个葛世昌一听这话不干了,他踏着台步,扭扭摆摆地走到允祉面前,又是飞着媚眼,又是撒娇地说:“三王爷,您真狠心。您怎么能舍得让奴婢丢人现眼的呢?”正说着间,他忽然又看见弘时就坐在那里笑,便立刻又跑到这边来说,“哟,是三爷呀,吓了我一跳。您什么时候来的,奴婢为什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请你主持,我不去了。”②(②毛泽东给林彪、周恩

  弘时笑着在他的屁股上拧了一把说:“葛世昌,瞧你这身段,真比我的四福晋还要俊。怎么样,有空时我请你到府里,咱们大战三百回合好吗?”

  来、陶铸的信,手稿,1966年9月13日。)

  葛世昌忸怩着说:“爷说的哪里的话,奴婢怎么听不懂呢?再说了,同着这么多大人,奴婢就是想答应也不敢启口呀!”说话间,他全身都靠在弘时怀里了。

  十五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尽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七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①(①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7月25日。)而在事实上,个人崇拜的浪潮正在迅速泛滥,达到狂热程度。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

  允祉笑看着这个真男人、假女子的表演,浑身上下都无处不合意。他说:“哎,葛世昌,你这才算找对人了。三阿哥是咱们朝廷上的大当家,他比弘历的权势还大哪!你谁也别找了,就赖在他身上,保你满意。”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那种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责难和攻击被迫一再检讨,而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什么事?”弘时色迷迷地问葛世昌,“是不是想和爷说说悄悄话儿?”

  到国庆节前后,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一个多月,“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毛泽东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已不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揭发、批评和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错误,也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辨明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

  葛世昌又飞了个媚眼才说:“爷,你真坏,奴婢是有正经事求你的嘛。你说句话,给我的表哥弄个差使当当,比如说:让他当个常州知府。行吗?我的好三爷。”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儿。”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葛世昌高兴坏了,坐在弘时怀里又拧又扭又亲又笑的。弘时说:“爷可不想太便宜了你的什么表哥呀?我要你和爷……”说着,揽过他来,在耳边轻轻地说着什么,直说得葛世昌满面羞红,这才放开了他。

  这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出席了庆祝活动。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他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①(①毛泽东同希尔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日。)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

  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产物。”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

  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

  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

  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

  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

  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

  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

  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

  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

  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②(②《红旗》杂

  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后来这样回忆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和过程: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

  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

  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

  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

  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

  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

  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

  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

  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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